《活力：創新源自什麼又如何推動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

【美】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等

譯者：郝小楠

ISBN：978-7-5217-2173-7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經濟增長和創新驅動發展需要全新理論範式

陳勁

《活力》一書的獨特之處，是更科學地解釋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和繁榮的因素。作為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業與增長理論奠基人、“現代宏觀經濟學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費爾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貢獻在于經濟增長理論。他繼羅伯特·索洛之後，對經濟增長的動态最優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從而正式确立了新的經濟增長理論。

在2013年出版的《大繁榮》一書中，費爾普斯教授從曆史的角度解釋了19世紀生産率在少數幾個西方國家的快速和持續的增長，以及随之為這些國家帶來的“興盛”——為所在國家或者地區的人民帶來有意義的工作、自我表現和個人成長。在《活力》一書中，費爾普斯教授進一步指出，經濟繁榮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例如，所在國家或地區人民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願望。這樣的價值觀點燃了實現廣泛的自主創新所必需的草根經濟活力。

與創新研究的倡導者——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觀點不同，費爾普斯教授認為，大多數創新并不是亨利·福特類型的孤獨的企業家所帶來的，而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的，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産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大衆參與的創新帶來了庶民的繁榮興盛——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

《活力》作為《大繁榮》之後又一本經濟學佳作，費爾普斯教授和他的合作者進一步對标準的經濟增長和繁榮理論進行了反思，并對《大繁榮》一書所提出的假設進行了量化研究。通過對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的經濟增長數據進行分析，費爾普斯教授進一步強化了他的具有革命性的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的理論。

如費爾普斯教授提示的，雖然熊彼特1911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突破了經濟增長隻是一種資本積累（投資和儲蓄）的傳統觀點，并發現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重要作用，但1921年弗蘭克·奈特發現做出投資決策的企業一般會面臨“不确定性”，凱恩斯在1936年也指出，貨币或财政政策可以幫助經濟增長達到新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依然是經濟增長以及工資和利潤率方面的标準理論。

首先，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是将人們的欲望描繪成完全物質式的：一個人的生活被簡化為如何達到最好的條件——尋找回報最高或成本最低的一點，并隻關心他們的消費（包括集體物品）和休閑，這就忽略了在現代經濟中處于中心位置的“體驗”和“意義”要素。柏格森的生命力和個人成長理論、凡勃倫的工藝的本能理論，尤其是維克多·弗蘭克爾的意義理論，無疑将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假設。作為奧地利著名的精神病理學家和心理學家，作為一個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弗蘭克爾堅定地認為人有意義意志。他反對把人看成是由生理本能、童年沖突或任何别的外部力量決定的，認為人的本性在于探尋生命的意義，這種意義存在于外部世界和人的互動關系之中。基于此觀點，弗蘭克爾提出了“意義意志”這一核心概念，它是指人探索理解生命的目的和意義。人們的終極追求是心靈和精神的滿足而不是生物本能欲望的滿足。著名管理學家加裡·哈默在他的《人本共治》中也指出，組織需要人們具備主觀能動性——積極主動的、有主見的、不等不靠的人，他們不會坐等指令，也不會被崗位職責捆住手腳。同樣關鍵的還有創造力。組織需要人們有能力重構問題，帶來新穎的解決方案，而最頂端的一項是勇氣——人們為了某種值得追求的事業傾盡最大的努力、甘冒風險的态度或氣質，将決定組織獲得更好的工資增長率。

與此觀點相聯系，費爾普斯教授提出經濟增長的動力不隻是企業家或科學家，普通人也有能力産生原創性的想法，而這些想法中有很多也可能具有商業應用價值。《活力》中對此的精彩論斷是：“如果人類擁有如此非凡的天賦，那麼整個社會隻要有意願，就有可能建立起一個允許和鼓勵新想法産生的經濟，從而推動創新和經濟增長。”作為一位博學、富有遠見的大思想家，熊彼特完整地創造和解釋了創新理論，“創造性毀滅”“企業家精神”等創新理論至今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但是，熊彼特過度重視企業家的作用，他的論斷符合當時的時代發展背景，但已不适應目前的創新實踐了。

随着創新的日益複雜化，創新者不再僅僅局限于企業家，還涵蓋了用戶，乃至社會大衆。麻省理工學院的馮·希普爾教授在1988年提出“用戶是創新者”的革命性觀點，提出領先用戶也是創新的主要承擔者。事實證明，領先用戶比許多企業家能更快開發新産品和新服務的概念，這就說明創新趨向于民主化。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一個研究小組指出，為維基百科貢獻内容是分布在全球的約580萬名網民。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把價值定義為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别的人類勞動，是勞動者創造價值。創造價值的勞動來自廣大的工人階級。中國共産黨的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創新必須根植于實踐經驗。與熊彼特經濟學觀點不同，産生價值的創新活動來源于廣大的人民群衆，而不僅僅是熊彼特提的企業家。創新的實踐者不僅包括企業家，還包括領先用戶、傳統的工匠和勞動者。

費爾普斯教授的理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政策制定無疑有巨大的借鑒意義。“雙創”活動對提振中國經濟發展活力，特别是對增強全民的創業意願和提升創業能力起了重大的作用。經過短短7年的發展，中國已經逐步成為世界上最有創業精神的國家，經濟增長的活力隻增不減。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增長的源泉是孕育在普通百姓身上的創造力、創新能力和創業精神，即使在機器人或者自動化技術替代傳統就業的賽博勞動經濟時代。一個國家或地區必須不斷完善創新創業的文化環境，積極鼓勵普通勞動者或傳統工匠奮發努力，追求自我實現，最終成為從事原始創新或自主創新，實現科技自主自強，從而不斷激發經濟活力的重要力量。

費爾普斯教授的理論對中國的科技創新政策制定也有重大啟示：創新驅動不能隻局限于投資科學研究。雖然國家要大力加大全社會研發投入，包括基礎研究投入，以及強大的科技人才建設，但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創新智慧是中國創新發展的源泉和不竭動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中創新主體積極性和能動性發揮的重要體現。創新是驅動人類文明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在推動經濟—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大背景下，科學、技術與創新範式的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關于中國創新發展新動力的探索，主要是指延伸和發展傳統以企業或其他組織為主要動力的模式，需要不斷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完善科技治理體系，改進科技項目規劃、運行和管理的方式，激發全體人民對于建設科技強國的雄心壯志，使得“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在全社會範圍内更加富有意義。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人民不再被動地接受科學知識或通過提供使用數據在科技創新活動中來扮演邊緣角色，而是更多地參與核心科技創新知識的生産過程。盡管他們在一個研究項目中可能仍然需要科學家和專家的幫助，但現在普通人民也能夠直接為一個科學問題做出決策并找到解決方案。一方面，人民創新需要鼓勵個人表達自己的聲音，需要基于每一個人獨特的知識和多樣的經驗來創造創新的機會。這種多樣性有助于防止生産者在創新過程當中遭遇的鎖定問題。具有不同教育和經曆背景的人民創新者的多樣性和包容性确保了對所有創新可能性方向的探索。另一方面，由于人民角色中包含了權利和義務，因此他們的創新活動也需要承擔其後果和不确定性所帶來的責任。因此，與普通創新不同的是，人民創新更多的是選擇問題和優化解決問題的方案，尋找兼顧創新者和社會發展的解決方案。

當今人類社會正面臨着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時代的曆史性轉型，市場不确定性不斷激增。“黑天鵝”事件的不斷上演顯示出決策者對未來環境的預判變得越發困難，以往基于風險的決策框架不斷受到不确定性的沖擊。對于創新這種長周期、高投入且回報不确定的經濟活動而言，過度倚重物質回報、企業家或科學家的創新驅動發展的範式将受到極大的挑戰。當科學技術的發展依賴自身邏輯在現有路徑上狂奔而越發失去約束的時候，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增長、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需要的是以“意義”為核心、以“情感”為動力、以“人民”為支撐的全新的經濟理論和創新政策。

陳勁

國際熊彼特學會管理委員會和評獎委員會委員

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教授

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清華管理評論》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