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re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文/陳煜波《中國日報》

2021年1月28日

近年來，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和5G通信技術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和社會變革的重要驅動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數字技術在疫情防控和複工複産中的突出表現，進一步加速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發展邏輯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35.8萬億元，僅次于美國位居全球第二，數字經濟占GDP比例為36.2%，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67.7%。

中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背後，有着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發展邏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在尚未完成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之前，就已經迎來了數字化。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報告，2019年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達51.3%，而發展中國家僅為26.8%。發展中國家發展數字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它們必須在數字化的同時兼顧工業化進程。

然而，“四化同步”的市場環境也為新興市場國家提供了一個曆史性機遇，它們可以利用适合自身發展環境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在二三十年内迅速完成發達國家一到兩個世紀的工業化進程。

關鍵動力

中國數字經濟能夠迅速發展，首先得益于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比如“寬帶中國”戰略、3G/4G網絡建設、提速降費等，成功地将中國的人口紅利和超大市場規模優勢轉化為數據紅利。

官方數據顯示，到2020年上半年，中國網民規模達9.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7%，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7.49億，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8.05億。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市場和數據資源國家，這為中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數字經濟迅速發展的另一個關鍵原因，是中國大量本土企業探索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适合于新興市場的數字經濟商業模式。過去20年，阿裡巴巴、京東等本土互聯網企業，根據中國獨特的市場環境，推出了支付寶、京東自營物流等獨特的商業模式，成功地利用數字經濟手段解決了需要長時間工業化進程才能解決的市場信任和營商環境問題。

這些适應“四化同步”市場環境的商業模式，既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數字化和工業化的同步進程，也是這些企業在中國以及東南亞和其他新興市場，能夠在同西方發達國家互聯網巨頭競争中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

過去二三十年，中國政府和企業基于對自身發展環境的深刻理解，推出了适合新興市場發展環境的政策和商業模式，也為下一階段中國建立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奠定了堅實基礎。

人才缺口

中國數字經濟和經濟數字化轉型正逐漸從需求側向供給側，從市場營銷向物流、制造、研發等産業鍊上遊滲透。如果說需求側、消費端的數字化轉型主要依靠海量用戶帶來的數據紅利，那麼供給側、産業端的數字化轉型則更加依賴既懂行業又有數字化素養的數字人才，對産業鍊上下遊數據進行采集、整合、分析與應用。數字人才成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全面數字化轉型的第一資源和核心驅動力。

2020年我們對全球31個重要創新城市（地區）所有領英用戶中近4000萬數字人才展開分析，發現中國數字人才在信息與通信技術(ICT)行業比例高于歐美發達國家，而歐美發達國家的數字人才在傳統行業比例高于中國。

另外，我們發現中國數字人才的主要技能集中在數字技能方面，而歐美發達國家的數字人才除了擁有數字技能外還擁有豐富的行業技能和商業技能，比如醫療管理、房地産、建築工程、制藥、教育管理等。

這些發現表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傳統産業數字化轉型進程還相對滞後，既有數字化素養又有豐富的行業和價值鍊其他領域管理技能的跨界人才，是下一階段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經濟數字化轉型需要重點引進和培養的人才。

産教融合

當前數字技術的發展除了深層次驅動産業變革外，也正在推動新一代科技革命。比如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正給生命科學和基因工程帶來颠覆性的影響，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無論是病毒檢測還是疫苗研發，都充分說明了這點。

人才是第一資源，數字人才是支撐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為了更好地挖掘中國數字人才紅利，彌補數字人才短闆，下一階段需要以數字技能為抓手，推動勞動力市場和教育的供給側改革，大力加強産教融合。要高度重視數字技術與其他科學與工程領域的融合，培養更多具有颠覆性數字技能的前沿型數字人才，加速中國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領域的數字化轉型，有力推動中國科技創新。

新聞來源：原文發表于《中國日報》海外版（2021年1月28日）

編輯：張曉雪

審核：衛敏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