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的早晨，遠遠看見陳曉老師拎着一個大包從偉倫樓走向舜德樓，走向他熟悉又熱愛的課堂，清晨的陽光灑在他的肩上，跳躍着伴他一路前行……此情此景，讓我突然想起他說過的一句話“你不知道生命會将你帶向何方”。

陳曉，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經管學院會計系教授、系主任。身材魁梧，總喜歡戴一副寬大的黑框眼鏡，給人一種敦厚嚴謹的學者形象。

曾經懷惴工程救國的理想

陳曉的父母都是教師，父親畢業于北京大學，畢業後幾經輾轉來到了湖北武漢一個叫黃陂的地方，陳曉也就成了農村裡出生和長大的孩子，直到大學畢業才舉家搬回城裡。

恢複高考後的第二年，年僅15歲的陳曉就參加了高考，用他自己的話說“考的還不算太爛”，但因為年齡太小，想讀一個比較好的大學，就放棄了。誰知次年化學考砸了，父親問他：你還考不考。他答：不考了。父親又說：既然不考了，化學不好就補化學吧。于是陳曉就報了一個化工類院校――武漢化工學院，學習了四年化工機械。

陳曉說，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但自己從沒想過要去學習物理或是化學，那時對于很多熱血青年來說，“管理”這個詞，更多隻是官員們的事，相較他們深厚的“工程”情節，管理顯得虛幻而無用。陳曉從小就夢想做工程師，生活在艱苦的農村，看多了鐮刀鋤頭之類的簡單勞動工具，偶爾有一個拖拉機從學校門口經過，陳曉就會對着這個會犁田的寵然大物研究半天，也正是少年時對工程力量的這種最初體驗，讓陳曉有了科學救國的思想，而在他們那代人看來，科學救國更多的就是工程救國。

開始想學一點管理

有着工程救國夢的陳曉，大學期間一直想考工程類碩士。臨近畢業時，武漢化工學院被國家化學工業部接管，學校選派4個畢業生到化工部工作，陳曉作為其中之一，到了化工部機械制造局（後來叫中國裝備總公司）工作。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化學工業部權力很大，所有的投資，所有的機械設備的生産、分配甚至運轉都要到這裡決策安排，而在這個過程中，陳曉看到了因為管理而導緻的效率低下和決策失誤，他開始懵懂的意識到中國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工程技術的落後：工程救國固然重要，但并非最重要。這時的中國社會也恰好吹來了所謂的第三次浪潮以及新技術革命，引進了一些管理科學的概念，陳曉依稀覺得自己應該學一點管理。

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管理學科内容少得可憐，即使有也隻是一些生産力布局、工業經濟之類的，工程學背景出身的陳曉不願意學這些死記硬背的東西。1987年，中國科學院在美國一個基金會的資助下，辦了一個碩士項目，不惜重金請美國經濟管理領域的教師授課，而且入學考試不考文科科目，隻考數學、物理和英語，入學後要求将國外的經濟學、統計、市場營銷和管理的知識全部原汁原味吸收，陳曉對此産生了濃厚的興趣。該項目在北京隻招4個人，70多人參加考試，陳曉又一次成為幸運的四分之一。

陳曉回憶說：“那時候上課很不好意思，老師講股票，我們不知道什麼是股票；講債券，也不知道什麼是債券；講那些财務會計，我們隻知道國内的簿記，也就是用本子記賬，更看不懂那些财務會計的書籍”。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東西對于當時的陳曉和他的同學來說，無異于天方夜譚，但也正是這次略顯尴尬的學習經曆，不僅讓陳曉開闊了眼界，也讓他整體的研究方向發生了偏移。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過去，陳曉覺得他們這批人，在那個時代學到的這些經濟管理方面的知識，在中國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這個合作項目的确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比如聯想的郭為，美菱證券的董事經理，前加樂福财務總監，……還有一些人象陳曉一樣做了大學裡的教授。從中受益的陳曉，又将這種形式運用到了後來會計系的建設中，如會計博士項目的建設就是受了當年這種教學模式的啟發。

1989年，陳曉碩士研究生畢業，他學的那些股票和債券知識依然不能運用于當時中國的經濟社會，由于以前在化工部工作的經曆，内心還有一些政府機關的情結；又因為看不到市場，覺得隻有政府機關才能解決問題，才能對國家有所幫助，于是他選擇到了勞動部工作。在讀研究生期間，陳曉開始并沒有想過出國，但80年代末，正是大學生考托考G正開始瘋狂的時候，号稱什麼托派機派的，陳曉雖然懵懂，但也不想落于人後，托福和GRE的成績不是很高，但也過得去。一個偶然的機會，有個在杜蘭大學的同學問他有沒有GRE成績，說那邊有錄取名額，于是他抱着試試看的态度，填了留美的申請材料，誰知竟然被批準并獲得了獎學金。陳曉想：出國看看也沒有什麼壞處。于是就從勞動部辭職，到了美國杜蘭大學。

杜蘭大學 人生中的第二故鄉

陳曉在美國呆了将近七年，他說：七年，人生中一個不短的時期，稱得上是自己的第二故鄉了。在杜蘭大學求學期間，他從書本上比從教授那兒學到的多，從對美國社會的觀察中學到的又比書本多。

初到杜蘭，陳曉想往宏觀經濟學的方向發展，而且當時杜蘭的宏觀經濟課程講的很好。然而，一涉及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時，就感覺沒有可以推銷自己的市場。陳曉将經濟學比作陽春白雪，而他自己比較喜歡Action，并且自嘲說：“沒有做經濟學這種高深學問的細胞”。陳曉說直到現在他的很多學生還有誤解，認為經濟學是要解決實際問題，其實不然，經濟學更多的是研究一些基礎理論，它可能會對未來三四十年有用，但不見得對現實有用。

盡管如此，陳曉還是覺得系統的學習經濟學一百年來積累下的知識，對自己的人生是一個很大的豐富，尤其是相較于國内經濟學理論的支離破碎和毫無感覺，他在杜蘭大學的學習顯得更加直接和鮮活，可以馬上通過美國社會觀測得到。比如經濟理論如何運用到行政部門,如何影響美國社會的經濟政策、教育政策和勞工政策，如何與政治生态聯系在一起，美國的經濟機制如何運轉，美國社會結構與我們有哪些不同，他說畢竟我們的經濟水平和美國差得很遠，美國有兩百年的市場經濟曆史，是公認最好的經濟體。觀察美國社會，就能幫你歸國後看的更遠。你就會經常做這樣的反思：目前在中國看起來理所當然的現象，以後就未必合理。這種七八年對美國社會的觀察在陳曉的腦子裡固化下來，勢必讓他歸國後常常戴着批判的眼光看待現狀，而又不能立竿見影的改善時，陳曉說自己的内心就會有一種痛苦，但在政府機關前後五年的工作經曆使他清楚的了解了中國政府和社會的運作機制，也知道中國的事情急不得，但他強調說：“不能認為現存的東西，未來也是合理的，我們要把一個東西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一要考慮移植的過程有多快，二要考慮應該通過什麼路徑”。

談到目前在國内會計領域普遍存在的假賬問題及其它一些經濟現狀，陳曉說，之所以會出現這些問題關鍵在産權上，美國的産權很清晰，法制社會很健全，我們國家正好倒過來，産權不清晰，而且法制環境不健全。他進一步解釋說，中國國有控股的性質就決定國家這個大股東對企業的高層管理者缺乏約束，監督非常有限，我們的銀行體系也不是一個真正商業化的機構，作為債權人對企業的約束也很有限，出了問題以後，由于法制機關也不是很健全，就靠行政來擺平，大家還是依賴政府。

而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培養的會計人才對市場經濟沒有太多的理解，看政府怎麼反映比看市場更多一些，對上級負責比對市場、對股東、對債權人負責更多一些，造成對信息失真問題缺乏應有的敏感和監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民營企業在向國有企業轉變的過程中，處于原始積累狀态下的部分民營企業為了達到偷稅漏稅、騙貸款的目的，也會做假賬，所以在中國做假賬的土壤十分深厚。

陳曉說假賬就象殺人放火一樣，犯罪率再低的國家，也難免會發生，但在我們國家發生的頻率和程度更嚴重。他認為，這是中國在轉軌經濟時期的必然現象。學者的使命就是通過研究這些現象，讓它們發生的頻率越來越低，程度越來越輕。陳曉希望他們所做的研究，對決策者、實務界及業界精英提供一些參考，讓這些研究成果轉變成一種常識，使政府決策、精英決策、财務決策更加科學，倘能如此，類似會計做假的事情會慢慢少下來。

想付諸于Action，為國家做事的陳曉認為中國要改革，整個社會的公共财政就要改革，于是他就學稅務，做地方稅務的研究，而越深入研究就和企業結合越緊密，到博士三年級時，經導師同意，他幹脆就到商學院去上課，去了以後他發現自己很适合。臨近畢業時，美國的就業市場用陳曉的話說“好的一塌糊塗”，導師問他想幹嘛，他說“我想回中國”，老師十分Surprise，追問“你真想”，陳曉再次答“是的”。

這是1996、1997年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正處于轉軌經濟時期，懷有一腔報國熱忱的陳曉自己也不知道這種選擇是否正确，他說回來後學的那些東西可能用得上，也可能用不上，因為畢竟還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未來還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回國後，陳曉面臨很多選擇，他完全可以到一個讓他能夠更好的Action的實務機構，而且由于父母做老師，他知道老師的日子是什麼樣，從小就不想做老師。但是在美國的幾年，對他日後選擇教師職業有了很大的啟發。他說美國大學裡教師的工資相對水平不是很高，尤其是經濟系，同樣教育背景的人，與實務界也有差距，但你會發現很多老師，他們除了教書更重要的是做研究，純粹是為興趣而工作，在解決溫飽，社會能給予基本安全感的前提下，每個人都在做着自己喜歡做的事，所以對他們所做的事都有一種追求，一種執着，這一點讓陳曉開始對教師職業心生向往。而且他在杜蘭大學的導師同時也是系主任，他看他如何辦學，如何管理學生，覺得也蠻有趣。之所以選擇清華，是因為他在美期間，有機會見到了趙純均院長和陳小悅老師，通過接觸，感到他們是真正幹事業的人。而且他認為東方文化讓整個社會對教師有一種更高的尊重，同時也有一種更高的要求。

做過千萬個夢 但從沒做過到清華會計系當系主任的夢

這是陳曉常跟他的學生們說過的一句話，他這樣說并非表達對現狀有多麼滿足，而是對人生境遇不斷變遷的感歎。

陳曉戲稱自己的大學“演砸了”，但後來一步步不斷摸索着走到今天，他認為支撐他不斷前進的最基本的動力是執着，除此還要有追求，他說“追求”不隻是一個具體的目标，而是追求一種成就感，而在這個追求的過程中，要跟國家的整體發展脈膊一緻，不斷調整自己以适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陳曉對很多同學選第一份工作時過多看重工資感到不太理解，他認為第一份工作固然很重要，但還沒有重要到決定命運的程度。關鍵是做每件事都要有一個踏實的态度，要打好基礎。在陳曉看來，第一份工作太好，往往成長的空間受限，反而以後的機會比較少，因為你放不下架子，不能從艱苦的地方做起。 他希望清華會計系的同學要有理想，有遠見，對國家對社會甚至對家庭和個人都要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不是目光短淺的為三鬥米折腰。

陳曉還常告誡他的學生在校期間要把各門課程學紮實，他發現有些同學不是很重視基礎性的理論學習，他認為這也是目光短淺的一種表現，雖然基礎理論看不見，摸不着，但就象練武功一樣，越是基礎的就越能體現功力，有了這個基礎，等到對社會有足夠了解的時候，就能把自己的能量釋放出來。

而陳曉目前所做的教學和研究以及系主任的工作，我想都是他多年潛心積蓄并實踐後的能量釋放。作為會計系系主任，他和他的同仁在繼承和發揚原有辦學思路的基礎之上，在院領導的大力支持和扶助下，走出了一條國際化的辦學道路。

1998年清華經管為配合國家會計學院的建設，創辦了一個博士班項目，當時的梁尤能副校長和陳小悅副院長問他的建議時，陳曉說：依靠我們現有力量辦出來的頂多是國内最好的水平，他提議幹脆向國際一流大學看齊，人家教什麼我們就教什麼，請最前沿的海外教授講授最先進的理論和方法，但要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事實證明這條思路是正确的，該項目去年畢業第一批學生，共八個人，每個人都在各自領域做的很好，五人在大學裡教書，有中山大學，人民大學，上海财經大學以及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部分同學的論文已經有了國際化的味道。

會計系從本科到博士的整個培養過程，也都堅持了國際化的道路，陳曉總在問國外在教什麼，别的學校在教什麼，從本科到博士，他們成功走出了一條國際化的道路，所有課程都是按市場經濟的需求設計，并且按國際标準要求，甚至比國際同類标準還要再高一些。他們堅持雙語教育，英語教材、英語作業、英語考試，請世界知名大學最前沿的老師授課， 而且在人才培養方面有一個清晰的思路，本科生定位于培養職業會計師，而碩士研究生則是要求他們不僅要知道該怎麼做，還要知道為什麼這樣做，到了博士階段就要研究應該怎樣做才能更好。幾年下來，清華經管的會計系得到了國内同行的認同，培養的會計人才在就業市場上也很受歡迎。陳曉自豪的說：幾年的實踐證明我們的辦學思路是正确的，我們培養的人才是經得起市場經濟檢驗的。

而作為系主任，陳曉說自己更多的是一個号召者，号召大家共同向某一個方向或不同的方向發展，而不是一個行政管理者。他說做系主任後，教學和研究會有不少犧牲，比如目前的教學體系在不斷的調整适應中，要不斷的引進師資，許多行政事務要壓到他的頭上，但最讓陳曉煩惱的還是經常有人認為系主任就是當官的，為各種各樣的目的找上門來。但也有一些好的應酬，比如國外的學者來了，他要出面接待，這是他所喜歡的。

希望後人站在我們的肩上走得更遠

問及陳曉下一步的打算，他說：“我也經常想我下一步該做什麼，過去的八個年頭我透支了很多精力在會計系的建設上，包括自己的學術研究，學生的培養，甚至把家當成了旅館”。“如果說有什麼理想的話，我希望讓清華的會計系不僅在國内有學術名聲，在國際上也能拿出一點讓其它國家學者共同認同的東西”。但同時陳曉也知道這并非一件易事，“會計不象自然科學，寫了文章大家都容易明白，因為是同樣的物理現象，同樣的化學現象。對于會計學來說，讓國外的學者接受中國人的研究成果是蠻困難的，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的社會背景，不知道我們的具體國情，就無法知道我們的研究成果對他們來說是不是正确，也不會輕易的感到讀了你的文章對他們會有什麼幫助。”這是個一直讓陳曉感到困惑的問題。他個人的想法是希望兩條腿走路，引進一批在國際上打學術聲譽的人才，同時還有一些人做好國内的文章。

陳曉堅信學院最終能夠實現世界一流的夢想，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和他的同仁也會不斷努力，提升會計系的國際化程度。他十分真誠的說：我在職期間，可能建成國際一流會計系的願望實現不了，但我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給後面的人一個好的基礎和平台，讓他們站在我們的肩上走的更遠一些。他也由衷的希望國外讀書的學生能夠回來，加入清華經管的會計系建設中，共同把清華乃至整個中國的會計水平推向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