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節,在美國波士頓的家中歡度新年的羅玫接到了一個電話,聽筒裡傳出的聲音讓她既意外又感動。“電話是清華經管學院的錢穎一院長打來的,這樣一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者打電話力邀我回國,他的誠意讓我非常感動。”她說。
不久後,羅玫作為清華經管學院會計系首批引進的海歸人才,成為了錢穎一手下的一個“兵”。如今,幾年時間已經過去了,這個當年“新兵”的“戰果”如何呢?
作為一名老師,最重要的價值自然是教好學生。在這方面,羅玫顯然已經幹出了一番名堂。從教幾年來,這位年輕副教授先後被評為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教學優秀者前5%、并榮獲清華經管學院教學優秀獎,在學生們眼中,這位漂亮的女老師俨然成為他們在課堂上最歡迎的一位“大衆情人”。
由于親身經曆過中美兩國的不同教育方式,羅玫真切感受到了在教育方面,中西方不同的理念差别。在她看來,這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把課教得“簡單”,和學生平等對話。
“在一個優秀的課堂上,教師并不要求學生記住太多的硬性知識,他們隻求将問題講得簡單明了,學生在一節課後能清晰地記住幾個知識點,這便是成功。國内很多課堂太注重知識的灌輸,這其實是一種誤區。”羅玫說。
有了這樣的理念支持,羅玫的學生便多了份享受知識的惬意,課堂裡也多了些輕松的歡笑,甚至于幾乎每位老師都會用的PPT,也在這樣的理念支持下,少了些文字,多了些空白。
對于這件事,羅玫的解釋是這樣的:好的教學一定是PPT上寫的字較少的教學,因為PPT上如果東西太多了,說明教師在完全重複死闆的内容。這樣的教學,學生看得累,老師講得死,課堂效果不會太好。
“上節課我都給哪位同學留了題目?請在回答之前,先把我提的問題重複一遍。”
在開始一堂新課之前,羅玫常常要說上這樣一句話。而學生在回答問題前,也真的會先“提醒”一下她,自己回答的是什麼問題。也許有人認為羅玫這樣的提問是在考驗學生上節課是否認真聽講,但實際的情況是——她和其他學生可能真的不記得上節課留過什麼題目。
原來,這些年羅玫一直保持着随時給學生“留作業”的習慣。“很多時候,學生在課堂上随時會遇到不懂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我也一時回答不上來,我便會安排他們課下查資料,作解答,并在下一次上課時讓他們把答案講給大家聽。他們自己查資料比我告訴他們的效果好多了。”
事實上,随時留作業隻是羅玫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的方式之一。在她的價值觀裡,一堂僅僅是“老師講課,學生聽講”的課絕稱不上成功的授課,學生與老師更應該平等交流。“西方高校的課堂氣氛要比國内高校活躍得多。不可否認,從幼兒園教育開始老師要求學生‘乖’是産生這一差别的重要原因,但大學教授是不是也該反思從小形成的教學理念,勇于突破自身觀念的束縛?”羅玫說。
于是,在羅玫的課上,聯系實際的案例分析多了,啟發思考的互動問題多了,實際生活相關的小知識也多了。而她的改變換來的是:互動讨論的氣氛熱了,主動提問的學生多了,而挑戰她的學生也多了。于是,羅玫給學生布置的“作業”多了,而她“忘記”的問題也更多了……
課堂上,正好講到了一個關于商品毛利率的問題。羅玫揚了揚自己的腳:“其實這個問題可以拿我的鞋做個例子,它就不是很貴,但是很顯檔次。”看到學生們都歪過頭看她的鞋,羅玫又有些調皮地把腳收了回去,并對着後排的學生們笑起來:“你們有桌子擋着,看不着的!”
在記者與一位選修羅玫課程的研究生交談時,這位讀書十餘載,閱遍老師無數的學生坦言,自己很少見到像羅玫這樣的在課堂上如此活潑開朗、沒有一點架子的老師。
“你并沒有看到幾年前,我剛從國外回來時上課的樣子。”羅玫說,那時的自己在學生面前要更加的活潑、課堂氣氛更加的愉悅。而這幾年間,她擔心國内的教學環境對她有潛移默化的改變。
“在國外,學生與老師是平等的,老師聽慣了學生的質疑,學生也不會把老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而在國内,學生對老師的過分‘尊敬’容易使教師的自我意識膨脹起來。我很擔心長此以往,有一天我也會自覺和學生不是平等的,自己就一定比别人更權威。”羅玫說。
“勇于調整心态,别太把自己當回事兒。”這是這些年,羅玫常告訴自己的一句話。為了讓自己多些沉澱,每年羅玫都會抽時間飛到美國,在那裡消除浮躁和虛榮。“畢竟在那裡沒人會特别在意你是誰,對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如此。”
如今的羅玫還在重複着這樣的生活——搞科研、做教學,并在科研與教學之外,尋找着與實踐相融的挑戰。如果有一天,當羅玫不必飛赴遙遠的大洋彼岸尋找平和,當她在周圍學生的眼神中,能更多地找到“别太把老師當回事兒”的認同,也許那時的大學教育就有一番不同的景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