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經濟學獎獲獎講話

錢穎一

2016年12月4日

我由衷感謝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中國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對我和許成鋼多年研究工作的認可。今年首次頒發的這個獎給予運用現代經濟學前沿于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研究領域，這讓我深受鼓舞。

我首先想說，頒獎詞中提到的研究貢獻是我和許成鋼以及更多經濟學者共同做出的。所以我要感謝在獲獎理由中引述我的研究工作的合作者們，除了許成鋼之外，還有車嘉華、金和輝、劉遵義、馬斯金（Eric Maskin）、羅蘭（Gerard Roland）、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他們之中有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我的同事、我的學生。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感到最為幸運的是能夠同這些優秀的學者們一起愉快地合作，共同進行對轉軌經濟中作用于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并且看到這些研究獲得經濟學界同行們的認可。

當我在35年前從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數學專業本科畢業到美國留學的時候，我對經濟學一竅不通。不僅我那時沒有聽說過“供給”和“需求”，而且在那時的中國，“市場”和“激勵”(incentives)這兩個詞也還沒有進入經濟學的常用詞彙。我深感幸運的是我身邊的大師們把我帶入經濟學的殿堂。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科爾奈（Janos Kornai）、馬斯金（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馬斯克萊爾（Andreu Mas-Colell）對我對經濟學的理解影響至深。當年除了在哈佛上課，我還去MIT聽課，包括當時在那裡任教的哈特（Oliver Hart）（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梯諾爾（Jean Tirole）（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兩門課。我在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加州大學任教期間接觸較多的諾思（Douglass North）（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等教授都對我的研究有直接影響。在中國經濟學家中，我要特别提到吳敬琏。我與他在1983年秋季在耶魯大學結識。正是他向我介紹了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後來也是在耶魯我第一次見到來做學術報告的科爾奈。

剛才緻辭的四位經濟學家對我都有特殊意義，我從他們每一人那裡都學到很多。我從科爾奈那裡學到什麼是體制（system），什麼是價值，什麼是思想的力量。我從馬斯金那裡學到什麼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我從吳敬琏那裡學到中國的改革曆程是中國和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部分。我從哈特那裡學到經濟學理論的簡單性和現實相關性。這些大師們不僅給了我研究的靈感和工具，而且也給了我研究的意義。我的研究工作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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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評選委員會宣布的我們的獲獎理由是“在轉軌經濟中作用于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所作出的貢獻”。下面我想以部分獲獎研究工作為例從四個方面來談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對象、方法、結果和意義。

首先是研究對象中的問題。二十世紀全球經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類嘗試用計劃經濟替代市場經濟，希望創造效率更高同時分配更加公平的經濟運行機制。幾十年的實踐表明，計劃經濟無法達到這個目标，不僅與發達市場經濟距離越來越大，而且也無法與新興的市場經濟競争。到了20世紀的最後20年，幾乎所有的計劃經濟都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國是這個曆史大趨勢中的一個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

計劃經濟遇到兩大突出問題：一是資源配置問題，二是激勵問題。前者問題是因為計劃經濟中的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由計劃者決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資源配置扭曲。後者問題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導經濟下的“大鍋飯”和“軟預算約束”等原因造成的激勵扭曲，表現在個人、企業、政府沒有增加效率的積極性。

當然，資源配置問題與激勵問題不是獨立的，而是相關聯的。比如，科爾奈最早提出的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問題，它首先是由激勵問題引發的，但是它又進一步影響了資源配置，比如造成短缺這種資源配置的扭曲。但是，要認識軟預算約束的本質，就必須看到它背後的激勵問題，不然認識就不會深刻。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實質，就是要以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和基于市場的激勵獎懲機制，來替代計劃經濟的一整套制度。在我看來，對所有轉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改革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也都有兩條主線：一條線是資源配置問題，一條線是激勵問題，當然還有兩者的結合。與資源配置問題相關的是關于市場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幫助性作用。價格，包括産品市場價格和要素市場價格，是其中的核心問題。與激勵問題相關的是關于産權、合同、所有制、治理等問題。當然，激勵與價格也密切相關，但是它不僅與價格相關，更與政府與個人、政府與企業、政府層級部門之間的權力配置關系密切。

事實上，30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正是沿着這兩條線展開的。市場取向的中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和政策推動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這是很自然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農業改革，極為明顯地突出了激勵問題的重要性。其實在農業改革中，既有激勵改革，也有資源配置改革。農業改革中既提高了農産品價格，又引入了家庭聯産承包制，前者既針對資源配置問題又針對激勵問題,而後者則主要針對激勵問題。90年代中期的價格、财稅、彙率、利率等改革，主要解決資源配置問題，也對改變激勵起重大作用。而貫穿于整個改革曆程的企業改革、所有制改革、産權改革、治理體系現代化、法治建設等，都是力圖從根本上改變激勵，不僅是個人激勵，也有企業激勵，還有政府激勵。當然這些改革對資源配置也起重大作用。

以上是我們從事研究的問題的大的現實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的研究重心放在激勵問題上，并且由此去深入探讨計劃經濟的體制性錯誤，轉軌經濟中新出現的現象，包括成就與缺陷。這就引導我們去探究制度變化而導緻的激勵變化，激勵變化導緻的經濟行為和經濟表現的變化。研究就會發現前者對後者的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的直觀觀察。這就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的起點。

第二是研究的框架和方法。這就必須要談現代經濟學學理的演變。現代經濟學對成熟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和激勵問題這兩方面都有很多理論。先是在資源配置問題上的理論，從19世紀馬歇爾的邊際分析為框架的理論，經過二次大戰後的不斷發展，形成最為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1971年阿羅（Kenneth Arrow）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的《一般競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書，就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競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論的集大成之作。

而激勵理論的發展在後，是因為它要基于不完全信息理論。這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起步。同樣也是阿羅，正是他在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和“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這是他從保險業的術語中引入經濟學的。信息經濟學和激勵理論在70年代和80年代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重要貢獻者包括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裡斯（James Mirrlees）和維克利（William Vickery）；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維茨（Leo Hurwicz）、馬斯金和邁爾森（Roger Myerson）；今年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特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這些經濟學家研究側重不同方面，有的是公共财政問題，有的是勞動市場問題，有的是拍賣問題，有的是機制設計的基礎理論問題，但是他們的研究都與不完全信息和在此情況之下的激勵問題相關。

需要專門提及的是2014年梯若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獲獎原因是因為他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論應用于産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政府規制（regulation）等方面。正如梯若爾在諾貝爾演講中所說，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作為研究的必備的兩種工具，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取得了一系列突破。這就為研究産業組織和規制問題提供了機會。正是使用這些分析工具，現代産業組織理論誕生了，由此也對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論基礎。可以說梯若爾的研究是建立在第一代開創者諸如科斯（Ronald Coase）和威廉姆森的工作之上，是以現代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為基礎和工具的第二代産業組織理論。

當我和許成鋼等學者自8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我們正在學習當時處于研究前沿的這兩種工具--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當然我們的注意力是在中國經濟和轉軌經濟中的激勵問題。我們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激勵理論研究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激勵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用最前沿的理論、方法和工具研究轉軌經濟，特别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基本的問題。

因此，一方面是有中國經濟改革中提供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有現代經濟學前沿的理論和工具。我們從事的在轉軌經濟中作用于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就是要在兩者的結合中創新。

第三是研究創新和結果。在具體研究方向上，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業這兩個主體上。這是因為從中國的現實經濟中我們觀察到，中國是一個大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很大作用，而改革中很突出的變化是地方政府激勵的改變，它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作用，這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這與蘇聯和東歐的情況很不同，在那裡，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企業方面，由于受意識形态和政治體制的約束，企業改革中既有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又有民營企業發展問題，還有各種各樣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問題，這其中的激勵問題遠比在規範的市場經濟中要複雜，也比多數發展中經濟中的情況要豐富，因為體制的不同。我下面聚焦獲獎工作的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作用于政府的激勵問題。中國經濟改革和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參與。這就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作用于地方政府的激勵是什麼？這裡至少有三個方面：财政稅收提供重要激勵，幹部任免機制提供重要激勵，地區間的競争也是重要激勵。這些激勵可以産生多重效果，既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面，也有扭曲經濟行為的一面，這取決于激勵的形式、權力配置的方式等。

我們有兩個理論框架。一個是我和許成鋼提出的“M-型”（M-form）和“U-型”（U-form）組織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的理論框架。“M-型”是按照産品或地區的組織形式，“U-型”是按照職能或産業的組織形式。這個理論框架最初是用來分析大企業内部組織的，由錢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威廉姆森提出。我們的工作是把這個框架擴展到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中的整個經濟體。

在M-型的組織形式下，企業更多地歸屬地方政府控制，加上地方分權的财政激勵，地方政府對發展本地經濟，特别是發展新企業有很大動力。相比而言，在U-型的組織形式下，企業是按照行業歸屬不同部委控制。雖然後者在規模效益上有優勢（這是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推崇的），但是在激勵上卻有劣勢。

另一個框架是我和溫加斯特和羅蘭使用的“财政聯邦制”（fiscal federalism）理論框架。“聯邦制”是從政治學中起源的，“财政聯邦制”最初是用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問題。我們的工作是把它擴展到政府在經濟發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經濟轉軌中與促進市場成長的關系。

建立理論框架的一個好處是可以做跨國的定量實證比較。比如，在我同合作者做的與俄羅斯的比較中發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與本地經濟發展呈正相關關系，也就是本地經濟越發展，該地方政府的收入越高。但是在俄羅斯，兩者是不相關的。原因是，地方經濟發展越好，中央政府拿走的錢就越多，多到正好全部抵消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好處。這種比較很能說明問題。它是激勵理論的應用，但應用到了新的領域，就是轉軌經濟中的政府行為，并且把地方政府的激勵與地方經濟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第二個方面是作用于企業的激勵問題。這個問題在概念上是産權問題、所有制問題。但是僅僅限于在基本概念上的讨論是不夠的。到底激勵在不同産權制度中、在不同的所有制形态下是如何作用的？如果我們把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的理論看做是第一代産權理論的話，那麼第二代産權理論是建立在激勵理論、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後者為我們深入研究轉軌經濟中的産權問題提供了新的框架和有力的工具。

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制度環境與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規範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顯然是很不同的。比如，我們不能假定在轉軌經濟的環境中，産權是在有法律保護下的安全性。這就使得現有的模型和結論不能直接适用。但是，這并不是說合同理論、産權理論的分析工具不能用。它們不僅能用，而且非常有用。在我與合作者的研究中，我們就是使用了“非完全合同”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正是由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特在80年代發展出來的。

在我們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假定産權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這是現實地反映中國轉軌經濟的制度特點。“非完全合同”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控制權配置問題。我們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國，産權安全性的實際程度取決于企業産權控制權的配置方式。因此，企業的最終收入索取權的安全性是由控制權的配置而内生确定的。這就導緻不同所有制形态下企業行為的不同以及在不完善制度環境下的表現不同。我們刻畫了三類所有制形态：國有、私有以及有地方政府參與的非國有非私有的所有制形态。特别是第三類企業所有制形态在中國非常普遍，盡管其具體形态随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在早期是集體所有制，是鄉鎮企業，後來是混合所有制等等。即使是今天的私有企業，也不是像發達經濟體中私有企業在所有制上那樣純粹。

理論就是要從最簡單、最少的假設出發，推導出可以檢驗的具有一般性的結論。同時，經濟學的理論結論必須要有證據的支持。我和我的合作者在上述問題的理論推導和為推導出的結論提供經驗證據這兩個方面都做了研究。我們的理論模型和經驗證據，不僅與我們的一些直覺相一緻，而且又深化了我們的直覺。比如，在對80-90年代鄉鎮企業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在這些企業中，集體所有制和私有制企業的比例并非随機分布的，而是有規律的：它們與當地的若幹環境變量相關，包括市場環境、國有企業分量、地方政府财政激勵、地方政府力量等。反過來，這個比例對地方政府的财稅收入有直接顯著的正相關。因此，作用于企業的激勵與作用于政府的激勵是相互關聯的，互為因果。嚴謹的理論與細緻的證據的結合往往是一個學術研究令人信服的關鍵。

第三個方面是作用于政府和作用于企業的激勵問題中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軟預算約束”問題。“軟預算約束”的概念最早是由科爾奈在比較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時提出的，對應于市場經濟中的“硬預算約束”。他由此解釋兩種體制中的其他各種差别。這個概念非常重要，是因為它不僅解釋計劃經濟中的特有現象，比如短缺，而且也為比較這兩種體制的其他方面打開了新的思路。

八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博弈論和激勵理論為理解軟預算約束和它對經濟的影響提供了分析工具。德沃特裡蓬（Mathias Dewatripont）和馬斯金最先用博弈論的方法為軟預算約束問題建立了理論模型，揭示了軟預算約束現象在本質上是博弈中的可信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問題。比如，當貸款方發現借貸人不能還款的時候，仍然會有激勵去提供再貸款，因為他事後理性地推斷前面的損失是沉沒成本，再貸款可以有利可圖。所以貸款人事先做出的不給再貸款的承諾是不可信的。由于借貸人事先能夠預計到此情況的發生，所以會非常理性地做出扭曲的決策，比如過度投資。這類不可信承諾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又在于政府壟斷權力過大而陷入困境的“悖論”。從這裡可以看到激勵背後的制度根源。

運用這個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對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中的政府和企業在軟預算約束下的激勵扭曲做系統性的分析，推斷出許多在硬預算約束下不會發生和出現的結果。比如，我在用軟預算約束解釋短缺現象的研究中發現，在軟預算約束對企業激勵産生扭曲的情況下，用價格機制無法糾正資源配置中的扭曲，造成短缺是必然的。因此在“軟預算約束”下的價格無法起到在“硬預算約束”下能夠起到的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作用。而這個結論即使是對于以公共福利為目标的政府而言也同樣成立。

在我與許成鋼的合作研究中，我們比較了軟預算約束和硬預算約束條件下經濟中創新的不同特點。創新是一個具有結果高度不确定的經濟活動。但是，并不是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經濟）完全不能創新，而隻是在某些領域（比如核能、航天）中可以甚至領先，但是在其他多數領域（比如計算機、個人電腦）則很無效，盡管投入巨大。我們的理論是建立在軟預算條件和硬預算條件下内生的對創新項目的篩選淘汰機制，推導出具有小概率成功的創新在硬預算約束下更有可能實現，因為不成功的項目會很快被篩選掉；而在軟預算約束下卻很難實現，因為不成功的項目很難被淘汰，使得事先不能進行更大規模的平行項目。

我與羅蘭合作建立的模型研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三層關系中不同權力配置導緻的三方的激勵問題。在有軟預算約束的環境中，由于地方政府之間的競争會增加政府支出的機會成本，所以可以減少軟預算約束帶來的後果，進而可以部分解決承諾的可信性問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貨币權力的集權與地方政府的财政權力的分權的權力配置形式可以在減少通貨膨脹的同時硬化企業的預算約束。這就在一個模型中同時推導出前者的“競争效果”和後者的“制衡效果”，而這兩者是市場和治理體制中的兩個根本機制。

第四是學術研究的深層意義。對作用于政府和企業激勵的這些具體研究說明了怎樣的一般性道理？它們說明了我們對制度、産權、所有制的研究，要放在制度環境的條件下，放在具體的權力配置的框架下，來探讨不同的具體制度安排對人的激勵的影響。這些研究在理論創新層面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識到在轉軌經濟中的制度環境所導緻的激勵扭曲的條件下，許多理論分析需要遵從“次優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次優原理”為分析轉軌經濟和中國經濟中的很多問題打開了豐富的空間。

什麼是“次優原理”？這要從“最優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說起。它是指，在隻有一個扭曲的情況下，減少這個扭曲就一定會提高效率，即是好事。同樣的，在沒有扭曲的情況下，增加一個扭曲一定會減少效率，即是壞事。這就是我們通常的直覺，也是我們通常分析問題的路徑。我們在各種論壇上對改革問題的推斷，基本上都是沿着這個邏輯講的。我們會先說某個扭曲不好，然後推論說減少這個扭曲的改革是必要的。這在很多情況下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對的，特别是在多個扭曲同時存在的情況下。

所謂“次優原理”，是指在存在多個扭曲的情況下，減少一個扭曲未必增加效率，即未必是好事；相應的，在存在至少一個扭曲的情況下，增加另一個扭曲也未必減少效率，即未必是壞事。這裡說的是可能性，具體結論要依據具體情況。由于我們通常的直覺都是在沒有扭曲或隻有一個扭曲的情況下形成的，所以我們最初不會有“次優原理”的直覺，所以就容易推導出錯誤的結論。

比如上面講到的企業激勵問題。在産權安全的情況下，私有企業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形式所有制企業因更為複雜的代理人問題會造成更多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現實經濟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沒有法治而導緻産權不安全，那麼純粹的私有企業就會支付額外成本，以尋求對産權的保護。在完善的制度下，這是浪費的，但是在非完善的制度下，就有它的道理。因此，改革就有可能選擇用一種扭曲去減少另一種扭曲，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權力來保護産權免受上一級政府的侵害，這就有可能提高效率。這是運用“次優原理”的一個具體例子。

進而言之，“次優原理”導緻“次優制度”（second-best institution），我也稱之為“過渡性制度”（transitional institution）。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新結論，是前人沒有講過的。“次優制度”不是“最優制度”，也不如“最優制度”，這是顯然的，因為其中有扭曲帶來的成本。但是不那麼顯然的是，在給定其他制度扭曲的情況下，“次優制度”可以改進效率，起到作為過渡性制度的積極作用。不過這個“過渡性制度”的出現是有條件的：它既要能提高效率（即把餅做大），同時又要“激勵相容”，也就是讓利益相關者都受益（即餅的分配可接受）。這在中國的改革中有很多例子。從長遠來看，“過渡性制度”既有可能為過渡到更好的制度創造條件，也有可能阻礙未來的改革，這需要具體分析。

這樣細緻的分析在概念層面有重要的意義，就是它可以讓我們超越經常聽到的“中國模式論”與“簡單化市場論”的争論。“中國模式論”傾向于認為凡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就都是好的。而“簡單化市場論”傾向于認為凡是不是最優的市場制度，就都是不好的。而在現代經濟學前沿分析框架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就可以既指出中國特色的原因和過渡性制度的意義，又明确它們的成本和局限性。

理論研究和學術研究并不是為了直接産生政策影響，但是它會幫助我們理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問題。這對我們想清楚問題，避免陷入誤區，十分關鍵。經濟問題是複雜的。經濟理論就是通過簡單的假設，嚴謹的邏輯推理，推導出可以用經驗證據檢驗的結論。我們今天面對的中國經濟的情況，與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情況不完全相同。但是這種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比如反腐是最近的一個重大事件，腐敗與反腐敗都對政府和企業的激勵有重大影響，其各自的結果無論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都非顯而易見，需要細緻的研究。

激勵問題并非隻是在轉軌經濟和中國經濟中的特殊問題，而是一般性問題。比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是一個關注度高的重要問題。依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Growth）一書中批評了一個又一個的啟動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包括增加外國對窮國的援助、增加國内投資、提高教育水平、減少人口、與改革挂鈎的外國援助、外債減免等等，但事實證明它們大多在現實中是無效的。依斯特利在分析了大量經驗事實之後得出的結論是，沒有“把激勵搞對”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那麼“把激勵搞對”是不是又一付靈丹妙藥呢？他認為，它隻是一個經濟學原則，而不是一劑處方；把這一原則付諸實踐，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實施。而我們的研究正是聚焦在具體制度環境下的激勵問題，因此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啟發。

再回到計劃與市場的問題。這個争論結束了嗎？可能沒有。不僅一些轉軌國家出現了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随着技術的變化，新的争論也會出現。比如，随着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們會下意識地又想到計劃經濟。不過，機器不會代替人，因為機器沒有想象力，沒有激情，沒有理想。但是，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麼人就同時也會有激勵問題。所以，激勵問題是經濟學中不能回避的問題，無論技術如何發達。

其實這個問題在上個世紀30年代關于計劃與市場的大辯論中就已經體現。哈耶克在這個大辯論中最先提出了社會中信息使用的問題，特别是“本地信息”（local information）的使用。在此之後，幾代經濟學家研究信息問題，并深化到不完全信息、非對稱信息以及在這些情況下的人的激勵問題。機制設計理論、合同理論、産權理論等一系列理論都是沿着這個方向的發展，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如果計劃經濟的問題僅僅就是信息收集和計算的問題，那麼随着計算機的進步，随着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計劃經濟似乎又有希望了。然而，隻要人的決策仍然起決定性作用，人的激勵問題就是不能被忽視的。而上面提到的這些理論，就為我們思考計劃與市場的問題提供了思想的力量和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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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談三點感悟，希望對大家做學術研究，做有意義的學術研究、做有影響的學術研究，有所啟發。

第一、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定位。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點類似于自然科學中科學與工程的區别。學術研究是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我們中國人對解決問題非常熱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忙于解決問題就往往會出錯。急功近利會因小失大，取近失遠。所以在這種環境下，我們要更加重視學術研究。

另一方面，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不是數學。既然是科學，理論就必須要有現實的相關性，必須要經過事實的檢驗。但是，現實相關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見影式的有用性。馬斯金的機制設計理論後來被應用于無線電頻譜拍賣，是非常有用的，但是這并非他從事這項研究時的初始動機。即使是哈特的合同理論，與現實如此相關，也不是能夠馬上應用于具體的改革之中的。但是，這并不降低他們的學術貢獻的重要性。

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的學術研究，必須遵循科學方法。科學方法就是在理論框架中使用分析工具進行嚴密的理論和經驗論證。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合同理論、激勵理論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創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獻，做出前人沒有做出的工作。

第二，經濟學學術研究中問題的重要性。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開始，中國經濟改革問題和轉軌問題成為越來越受關注的問題。但是，中國問題本身并非是重要經濟學問題的充分條件，當然也非必要條件。中國的經濟搞得好與中國的經濟學搞得好并非是一回事。要選擇中國經濟中的重要問題做研究，是做有影響的研究的前提。有關計劃與市場的争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競争；占人類1/3人口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中國經濟的崛起，在總量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并會成為世界第一；在這些曆史性事件中蘊含不少重要問題，有待我們從中選出，并去研究，去探索。

現在中國高校中的經濟學的知識性和技術性訓練比20年前、10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相應提高了。但是，“做什麼”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前者是更難獲得的。選擇有意義的、重要的問題，遠比學好知識性和技術性的内容更難實現。今年10月份我參加求是自然科學獎頒獎，楊振甯在講到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現狀時說，物理學中要做出偉大的工作，不在于技術訓練，而在于選擇重要的問題。他舉了海森堡的例子：盡管他的論文中計算有誤，但是他抓住了重大的問題。楊振甯認為目前中國物理學家做出突破性研究的主要障礙不是技術能力，而是對研究問題的選擇，而後者需要“科學傳統”。物理學尚且如此，那麼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更是如此。選擇重要問題的能力比技術能力更為重要，而科學傳統則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傳承。

第三，在科學探索中動機的意義。我記得在2010年底在北京舉辦的紀念科斯100歲生日研讨會上，許成鋼引用了《愛因斯坦文集》中“探索的動機”一文。這是愛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學會舉辦的普朗克60歲生日慶祝會上的講話。愛因斯坦在講話中說道，在科學的廟堂裡有各式各樣的人，他們探索科學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是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為了純粹功利的目的，他們對建設科學殿堂有過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貢獻。但是科學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種人而存在。他們總想以最适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他們每天的努力并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

在我看來，科學探索的動機有三個層次，分别基于三種價值觀：短期功利主義、長期功利主義、内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對短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做研究是為了發論文、出成果、評職稱。對長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做研究是為了創國内一流、争世界一流、拿諾貝爾獎。對内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者而言，做研究是為了探索世界的奧秘，追求真理。

在今天的中國，具備第一類動機的研究者很多，具備第二類動機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備第三類動機的研究者就寥寥無幾了。第一類研究者，雖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創造性，因為太急功近利。第二類研究者比第一類具有更加長遠的目标，可以做出創造性貢獻，甚至開創性貢獻。但是，這不是科學探索動機的最高境界。諸如愛因斯坦、普朗克、科斯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具備最高的境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殿堂中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成其為殿堂。

在經濟學學術探尋的道路上，我們應有更高的境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