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李子奈老師采訪還是頗費了一點周折的，因為他素有"五拒絕"的原則，我就差一點被他作為媒體而拒絕掉，最後我們都做了一點讓步，他同意讓我采訪他，但條件是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如實反映采訪的過程，不能附加任何的描寫；于是我就象一個膽小的工匠，面對着一塊心愛的玉石，手裡的刻刀戰戰兢兢地劃過，生怕一不小心失手，就破壞了它天生的紋理--因為太想要原本的模樣。

問：您是1964年到清華讀本科的，那已經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那個時候清華給您什麼感覺，和現在有什麼不同

答：這麼多年過去，學校的變化當然很大了，當時的校園比現在要小好多，建築和辦學條件都遠遠不如現在，但給我最突出的感覺是那個時候師生之間的關系非常好。

我是從蘇北農村考到清華的，過去見的東西很少，因為我的家鄉阜甯不設考點，所以考大學時我從縣城到我們的專區所在地--鹽城，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車。到北京上學是第一次看見火車，更甭說坐了。到校後感覺一切都很新鮮，但緊接着就擔心起以後的生活了。我記得我收到錄取通知後家裡籌了30塊錢，當時從縣城到鎮江的汽車票是6.8元，從鎮江到北京的火車票是19.9元，下了火車後我幾乎是一分錢也沒有了。

那個時候的班主任和輔導員對每個學生的情況似乎都很了解，班主任問我有什麼困難，我說别的困難倒是沒有，就是沒錢了，老師說别着急，你這種情況肯定能得到最高助學金。沒過幾天，助學金就發下來了，印象中都沒有經過申請，是當時的最高助學金，一個月19.5元，學校夥食費每月是15.5元，早中晚由學校發飯票，其它的作零用錢。

有一次班主任到我們宿舍去，當時我就有一條涼席，一個被子，衣服裹在小包袱裡就作枕頭，班主任讓我把枕頭打開，裡面隻有一套棉衣棉褲。老師說：這你沒法過冬呀，你得買一個床單，一床棉絮和一件絨衣絨褲，過冬就差不多了。我一想也是，可是錢呢。沒想到過了一些日子，班主任就把錢送到了宿舍，說是學校補助我的，我說我不能要，我已經享受了最高等級助學金了，推辭再三，最後還是收下了，我沒有立即去買衣服，當天晚上就到圖書館後面那片平房教室裡，寫了一封入黨申請書。

那時的學生不象現在，剛入學就迫切地要了解專業，我們那時學校讓學什麼就學什麼，讓幹什麼就幹什麼。所以印象最深的就是學校和老師對學生的關心，當然我們現在做的也不錯，但區别是現在是做了也說了，而過去是隻做不說。

問：我覺得您那個時代可能很難回去了，作為一個從過去走過來的人，會不會有種失落感？

答：倒沒有什麼失落感，我隻是會這樣要求我自己：過去老師是如何對我的，那麼我也要怎麼去對待我的學生，從某種程度上說就象父母對待孩子一樣。不要做一點就滿天下的去張揚，比起過去我的老師，我做的還遠遠不夠 。

問：在對待學生的态度方面您有好多心得，有的還概括成了警句，在一些老師中流傳，比如"任何時候都不要拒絕學生"、"不要在任何一個學生面前喪失自己的原則"、"絕不能剝削學生"等等。這些都是您在長期的工作中總結出來的嗎？

答：也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現在的學生不太相信你怎麼說，它更願意看你怎麼做，這是社會教給他們的。如果你做的讓他心服口服，他還是很尊重你的。

我的學生在學術上可能對我會有一些看法，我也常跟他們講：你們寫的有些東西，我是看不懂的。但在為人這一點上，我相信他們是說不出什麼來的。

比如說有一件給我印象很深的事：有一個學生從安徽到北京複習考博，整個複習期間都沒有來找過我，面試時他說出自己的名字，我才擡頭看了一下，如果沒有面試，他可能和我都見不了面就回去了。我很欣賞這個學生，因為他并不想通過跟老師建立關系達到自己的目的，當年有一個計劃内的名額，從筆試到面試成績他都是最好的，那毫無例外我就得錄取他，而另外兩個報考的還都是本專業的碩士生。這個學生收到通知後就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李老師我沒想到您會用計劃内的名額錄取我。我想這個學生以後就會非常信任我這個老師，他會覺得跟着這個老師做是沒錯的，而且這件事情也會讓他永遠記住。

1997年，我的博士生入學，第一次見面，我就給每人發了一張紙"約法三章"：一、在學校期間不準給老師送任何禮品，一斤水果也不行。二、學習期間發表論文，如果老師沒有參與實質性的工作就不署名，參與了實質性工作而不是執筆者名字署在後面，隻有當老師是執筆者的時候名字才署在前面。三、老師離開學校兩周以上必須通知學生，學生從事與博士生課程和論文無關的事情應該告訴老師。這種事雖然是小事情，但會直截了當的讓他們知道以後該怎麼和老師相處，省去很多麻煩。

問：這種為人處事的方式會不會被人說成古怪，甚至會對您有意見。

答：這得看是什麼人，一般的老師不會感到我這個人特别難相處，中午我在二樓偉倫咖啡廳吃飯，經常有老師過去和我坐在一起，邊吃邊聊，大家相處的很愉快。

獨特的地方我還是有一些的，我有許多"原則"，比如任何人跟我約什麼事的話，我都是以時間先後來安排，而不會考慮職務高低。

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學校的某位領導，他問我"子奈有時間嗎，我要跟你談談"。我說"對不起，我沒時間"，過幾天他到了我的辦公室說"今天我到你辦公室，你有時間嗎？"他這麼一說，我才想是不是我那天說的話不太合适，可是我那天确實是沒時間。2001年6月5号朱镕基院長作辭職報告，前兩天學院通知我說：朱院長要來，要安排和以前在學院工作過的同事們見見，照張相。而我一查那天我約好要到外經貿部去，所以我說對不起，我不能出席。那天中午在外經貿部吃飯時，有人正好問起，我說院長今天就在院裡做辭職報告呢。他們很奇怪地問：他做報告你跑這兒幹嘛來了？我說：不是你們兩個禮拜前就和我約好了嗎。還有一次尉健行同志要開一個座談會，黨委通知我參加，我一查剛好有其它安排，就說對不起我不能去。當然這個原則也不是絕對的，如果說碰上失火了或是要死人了這樣的事情，還這麼堅持的話，那不對了。

正因為我有這個原則，所以和别人相處起來并沒有感到有任何的困難和麻煩，反而做事情變得很簡單，也更加有效率。這麼多年好象還沒有學生提出跟李老師約好而我失約的現象，我也不必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權衡事情的輕重緩急。在我眼裡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要說重要，所有的人都重要。

我還有一個原則，就是跟人相處時沒有一個"朋友"也沒有一個"仇人"。這是多年前在跟清華的老書記聊天時說過的一句話。當時好象有人跟他反映說我跟大家不太親近，這個老書記就約我過去談談，讓我要學會跟大家很好的相處。

問：沒有一個仇人，我很好理解，為什麼也沒有一個朋友呢？

答：所謂沒有一個朋友就是沒有多少私交很深的朋友。在清華這麼多年，問我學校學院領導的家住哪裡電話号碼是多少，我不知道，在他們的印象中，可能也不會有我因為什麼事跑到領導家裡，或是打電話到家裡的這種記憶，有事情在工作的時間和場合解決掉。還有一點就是如果有人在我面前不說實話，他可能就會吃虧，因為我會把所有人跟我說的話都當成是真的，我不會去猜測你話語背後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問：我知道您的意思是說您在工作環境裡人際關系相對要簡單許多。

答：對。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幹事效率比較高，管理工作、教學、指導學生、搞科研，什麼也沒有耽誤，其中有一個原因可能就是我既不去算計人，也不防别人算計，這可能就會節省很大一部分時間。如果一個人成天算計别人或是防别人算計，那麼他在這上面會費太多的精力和時間。

問：您這種為人可以稱得上"坦蕩"這兩個字，除了跟教育背景有關系，也許更多的會受家庭的影響。能談談您的家庭背景嗎？

答：我是農村的孩子，農村父母對孩子談不上什麼教育。用現在的說法我就是成長在一個特困家庭。我父親是1946年入黨的老黨員，1948年底1949年初的時候淮海戰役爆發，我父親支前，走水路給前線送給養，怕敵人發現不敢用撸搖，也不敢用篙撐，大冬天人就在水裡推着船往前走，由于寒氣浸入神經，解放後不久就不便行走了。我哥哥的一條腿害病沒錢治，解放後就鋸掉了。母親又是個小腳，在農村這種家庭狀況就等于沒有勞動力，所以我家在經濟上就比别人困難很多。印象中我很小的時候就跟着大人插秧，所以我的插秧技術很好，每天早上一起來先幹一會兒農活，而後才去上學。

我是保送上的中學，當時的阜甯中學是江蘇省重點中學之一，因為家庭特困，一個月5.8元的夥食費也交不起，學校給一些補助。上初一時戶口遷至學校，高一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為了減輕城鎮糧食供應負擔，國家削減城市戶口，就把我們這些從農村遷來的戶口又遷回去了，糧食供應沒有了，就隻能從家裡帶吃的。當時學校裡為每個班準備一個大籠屜，每個學生自己有一個瓦盆，放進去什麼，蒸出來就是什麼，家庭好一點的就吃米飯，我家沒米，就帶南瓜，胡蘿蔔，高中時我基本就是吃這兩樣東西過來的，我現在之所以身體不太壞，可能跟吃這兩種健康食品也有一點關系。

在這樣一種家庭情況下能上大學，就有一種樸素的思想，并不是覺得自己多麼有本事，而是受了共産黨和政府的恩惠，不隻是嘴上這麼說，内心真是這麼想的。

問：文革時您是在清華渡過的，當時情況怎麼樣？

答：象我這樣的人在文化革命中很自然就成了一個保守派，你很難想象文革期間我沒有在一次批判個人的會上發過言，正因如此，我自己也受到了别人的批判，理由之一就是我不批判别人。但是"批判修正主義的路線"這些形式上的東西還是要做的，但我敢說任何人都不會有這樣的印象--在某個批判領導或老師的場合我發過言。

問：在那個人心慌亂的年代您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

答：當時學校裡的大字報說校黨委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線，迫害工農子弟。我就想，我也是貧農子弟，可是沒有人迫害過我呀，不僅沒有迫害，老師們還對我那麼好，班主任把錢送到我宿舍去，輔導員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學校和黨組織都那麼關心我們農村來的學生，我幹嘛要批判他們。我就是這樣，有點認死理兒，要改也難，不過我也從來沒想改過。（笑）

問：文革時您還有沒有學習和搞研究的空間？

答：文革對于我來說可以分成兩段，69年之前和69年之後，69年前我是學生，69年後我就參加工作了。69年前這一段時間，回憶起來我還是幹了些我想幹的事情。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同學們都去大串連的時候，我去大慶油田呆了兩三個月。當時我們工程物理系的工作組組長是石油部政治部主任，通過他的介紹，我們幾個學生去了大慶油田。我們在一個标杆鑽井隊、一個标杆油建中隊和一個最先進的居民區，跟鑽井工人幹過，跟油建工人幹過，還在居民區養了一個月的豬。等我回來後，去外地造反的人還沒回來，我又聯系到北京郊區通縣的一個生産大隊，住在農民家裡，吃派飯，參加勞動，一兩個月後才回來。回來後就看見宿舍走廊裡、門上貼上了大字報、小字報，敦促我做檢查，因為我是文化革命前入黨的，也算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培養的對象，所以要做檢查。之後還是沒有事情幹，我又随着幾位老師住到當時的石景山鋼鐵廠，進行教改調研。然後學校武鬥開始了，我在學校呆了幾天，覺得興趣不大，就搬到城裡住在後海旁邊的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舊輔仁大學）。記得那時候我4塊錢買張月票，就開始滿世界的跑，上午到通縣買一袋洗衣粉，下午到門頭溝買一筒牙膏，基本上把北京的大街小巷繞遍了。一直等到工宣隊進校。

在那麼一種動亂的環境裡，我就想盡可能找一些自己想幹的事情，至少在大慶油田的兩三個月裡，我跟那些先進人物共同勞動與生活，學到很多東西。對我以後的人生有很深的影響。

69年12月以後，我提前分配留校，到了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200号，參加一個叫做820工程的項目。這段時期實際上進入了一種具體的業務工作中，常常加班加點，有時候一兩天不睡覺。

問：您一開始是讀工程物理的，搞核能技術研究，這是從1964年起就在做的事情，而現在講授的課程主要是計量經濟學和高等計量經濟學，主要研究興趣也是圍繞着這個方面，時隔近四十年的這種演變，是不是也走過一段比較曲折的道路。

答：也很簡單，毫不曲折，說起來有些奇怪，在别人看來很曲折的事情，在我這兒都很簡單。當時我們的820工程一直做到了1978年，78年以後國家恢複研究生制度，78年9月，我就算第一批讀碩士研究生，碩士論文的題目是反應堆方面的，81年3月我獲得碩士學位。81年國家搞2000年發展規劃，提出到2000年國民生産總值翻兩番，為此國家計委新成立了一個經濟預測中心的機構，這個機構缺人。從81年6月開始，我和另外幾個200号的同志就到國家計委預測中心協助工作，每天就在那上班了。在此期間，我成天接觸的就是國家計委的業務，包括國務院常務會議的簡報都能看到。

那個時候我們具體做了兩件事，一是編纂了1981年中國的投入産出表，這也是第一張全國的投入産出表。第二是研究2000年中國的能源需求。這兩件事都是數量經濟學的範疇，都是用數學的方法研究經濟問題。正好1980年夏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來茵教授帶了一批美國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到中國來傳播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在中國剛剛興起。所以對于我來說這是個很自然的轉型過程，這種轉變是從實踐開始，而不是從學習開始，不是主觀的轉學某個專業，而是客觀上讓我轉過來搞這個領域的工作。

問：那您轉的順暢嗎？

答：沒有什麼不順暢。因為我不是轉入政治經濟學而是轉向數量經濟學，而數量經濟學文革以前在中國是沒有的，過去我們把數量分析稱為庸俗經濟學，是排斥的，80年左右這們學科才在我國剛剛興起，所以我一轉過來就是最早進入數量經濟學領域的一批人之一，這跟其它的轉行是不一樣的。我們有些老師是轉到一個很成熟的專業，在這個專業已經有一批權威，那麼他就很難起來，而我是轉到了經濟學領域裡一個剛剛興起的方向，其它人和我的起點是一樣的，所以就相對容易在這個領域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和地位，如果我轉到政治經濟學，那可能現在連教授也當不上，不過要是這麼個轉法可能我也不會願意。

問：除了這種機緣的巧合，其實在您内心可能隐約也有一個把握，就是您能夠意識到這種轉型是可行的，是可以出成果的，您才心甘情願的在實踐中完成這個轉變。

答：對。在國家計委搞預測時，當時我們國家提出的是工農業總産值翻兩番，能源翻一番，因為當時我國的能源很緊張。我們用數量分析的方法經過預測後，感到能源翻一番是不能支持總産值翻兩番的，這個意見實際上對我國制定2000年發展戰略是很重要的，當時不光有我們的預測，還有社會上其它部門的研究，包括一些國際組織，我記得很清楚的是，當時的趙紫陽總理在接見世界銀行的副行長時，人家就談到中國必須加快能源的發展，否則不能完成總産值翻兩番的任務。有了這些實踐，我就感到這個工作很有意義，因為它是用數學的方法算出來的，用這種方法研究經濟有相當大的科學性，容易把問題說清，更能說服别人，而且還和國計民生有很大的關系，所以我很有興趣，就轉過來了。

在這個領域剛好把我所有的特長都發揮出來了，我本來是學理工的，所以在數理方面無論從思維方式還是方法的掌握上都有一定的優勢，而且我也比較關心經濟，或者說對社會經濟問題比較感興趣，這就把二者很好的結合起來了，這也是我轉型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我非常願意在這個方向上一直做下去。

在國家計委的時候還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有一天，一個領導找我談話說，國家計委黨組已經通過了，要把你調過來，當時黨組的主管副書記陳先同志已經簽了字，這是正式找我談話，意思是他們缺少處級的骨幹。我說很謝謝他們的信任，但如果一個人當兵他就應該想當将軍，做教師他就應該想當教授，到機關裡工作他就應該想當官，可是我恰恰不想當官，那麼我到機關裡幹嘛。他們聽了覺得也有道理，我認為一個人沒有當官的欲望驅動的話，那麼他在機關裡會很難受的。

問：我覺得您不去是對的，做教師更适合您。

答：我到現在也覺得是對的。現在去計委辦事遇到困難時，他們會開玩笑說要是您當時去了沒準也是個司長，甚至比司長還大，我們就不會這麼難了。這倒有可能，但也沒準就被發配到哪兒去了。（笑）

問：您剛才提到了欲望驅動，您的欲望就是做教師嗎？

答：做教師。簡單的說就是兩個"三"：做好三件事，實現三個目标。三件事就是教書、寫書和幫助學生，我這麼多年做的無非就是這三件事。第一教書，我每個學期都有課，從未間斷，為學生寫了一些教材，還有就是幫助學生。

想實現三個目标，現在看來實現了一個半，能不能實現三個還很難說。一是建立一個學科。數量經濟學這個學科從無到有，從碩士點到博士點，到國家重點學科，當然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而是大家一起做的一件事。年長的教師，象黎詣遠教授、楊炘教授，同齡的宋逢明、張金水、陳章武、吳棟、華如興等教授，還有年輕的教師，大家共同努力，目前看來這個目标已基本實現。

二是建設一門課程，當然也是國家級的課程，現在稱為"全國精品課"。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現有看來還是有點影響的，我們的教材是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核心課程教材，這門課程也是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重點建設的精品課程，被教育部高教出版社列為全國百門精品課程教材項目，我的目标是将計量經濟學建設成為國家級的精品課程。現在潘文卿等年輕教師與我一起做。我想這個目标經過兩三年的時間應該能夠實現，當然今年能夠實現更好，也就是說經過努力這個目标是有希望的。

第三個目标是指導一篇國家級的優秀博士論文。我擔心這個目标能不能實現。每年國家都要評選100篇優秀博士論文，清華都有多篇入選。實現這個目标，一方面取決于學生和老師的共同努力，這是水平問題。另外還取決于評價問題。因為我研究的方向是計量經濟學理論、方法和應用，如果水平很高的論文，它裡面一定有很多的數學，而作為經濟學的博士論文，要由經濟學專家來評審，目前我國每年有兩篇左右經濟學的優秀論文，這些論文我基本都看了，用數學的地方很少，有的幾乎就不用，所以說水平有限是一方面，也許水平夠了，可是人家看不上，覺得你這個不是主流，這就沒辦法了，我對第三個目标信心不足。

如果能實現這三個目标，到退休的時候也算是給學院和學校做了點事，有所交代吧。

問：您用三十年的努力來做教書這件事，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可能很難有這種執着和韌性，他們更願意多嘗試多改變，多做那些立竿見影的事情，您怎麼看待這種差異？

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價值标準，對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不同的設計，現在是多元化的價值取向，所以允許各人有各種不同的選擇。

但是我覺得你要是想留下點什麼，實際上你很簡單地去認定一個目标去做幾件事，可能留下的比所謂轟轟烈烈的還要多。比如說我現在感到很滿足的一點是，到全國各地，一碰到人，他們通常都會說：李老師，久仰。我問為什麼，他們說上學的時候讀的就是您的書。這些人中有不少是教授、博導、學科帶頭人。

我曾經出過三本教材，一本是面向一般财經院校比較基礎的，一本是偏向清華這類學生數學、經濟學基礎比較好的學校，還有一本是研究生的教材，全國經濟類的學生基本都涉及到了，即使是教師沒有把我的書當作教材采用，那他也會作為參考書推薦給學生去讀。我國現在有多少經濟類的學生，差不多他們的印象中都會有這麼一個人，會有這麼一本書，很多人做生意做的再轟轟烈烈也不見得有那麼多人知道他吧，如果想給人們留下點什麼，這可能是留下的最好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這樣做是很愉快的，也很充實，一點不覺得勉強。有的學生問我：李老師，您每天都在辦公室嗎？我說是的，隻要我不離開北京，不管白天晚上，周末節假，甚至是大年三十和初一，我都在辦公室，這樣做不是一年兩年了，而是多少年如此。别人可能難以想象，有學生開玩笑說：李老師，您要憑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這一點。他這麼說我就很奇怪，我說我不需要毅力呀，相反，你讓我晚上呆在家裡看電視我也許還真需要毅力。

問：您坐在辦公室裡的感覺也許就象别人跟朋友出去聊天、吃飯、唱歌一樣，都是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答：完全一樣。大家都是各人在做着各人喜歡做的事，并不存在一個對與錯，好與壞的問題。我喜歡做教師，喜歡做那三件事，而我做事情的方式又是喜歡在辦公室裡，也許有的老師喜歡在家裡做，這沒有一個好壞之分，無非就是大家各自有一個取向有一個習慣的問題。所以有人說這有多麼多麼辛苦，我倒也沒覺得有多辛苦。而且清華裡不是我一個人這樣，很多人都這樣。我晚上快12點往回走時，經常遇到楊炘、陳劍、宋逢明等老師，我辦公室附近的楊之曙、鐘笑寒、齊良書、李明志等年青教師走得比我還晚，更有意思的是，有多次在我離開的時候，碰上雷家骕到辦公室來了，鬼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去。這純粹是個人的習慣與感覺。

問：您除了獲過很多教學和科研方面的獎項，還連續四年被清華評為"良師益友"，能不能談談這個在我看來有些特别的獎，因為我覺得它可能更代表了學生對老師的一種認可程度。

答：說實話，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個獎具體是用什麼程序評出來的，就是到時候總有人通知我去參加頒獎儀式。好象是由研究生會和研究生主管部門來評定的，并沒有一個很嚴格的标準。有的老師也許做的很好，隻是學生忘了推薦，而我的學生每年都惦記着，所以說評上了并不能說明我做的有多好，隻能說明還不算差。（笑）

問：您有一個觀點是每堂課都要有一個小高潮，經年久月的教書過程中如何能保證這個"每"字

答：我的意思是上課不能平鋪直叙，更不能照書念，每堂課都要有吸引學生的地方，也就是課本上沒有的東西，比如說一個經典案例的讨論，或是對前一段知識系統的整合等等，隻要用心這是可以做到的。我聽過很多老師的課，要麼不聽，要聽就從頭聽到尾，因為我要知道他對這堂課的完整的設計，我要聽到他的高潮。

問：您還做過一段時間的管理工作，現在回憶起來在那段時期主要做了哪些對學院發展有利的事情，管理工作經曆賦予了您一些什麼樣的收獲和體驗。

答：稍微年長的老師回憶起來，他們對我那段時間在教學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教學計劃的設計，嚴格教學紀律等都是肯定的。我1986年到清華經管，那個時候學生對課程的意見較大，也有到學校去告狀的，88年夏天我開始負責教學工作，如果說做了點什麼，也就是在教學這個方面做了一些具體工作，至于大的專業方向的調整那都是大家共同研究決定的，我做的隻是教師怎麼提高教學質量，怎麼維護一個良好的教學秩序這些細緻的環節。

問：您主張學校裡每個人都應該從事一段時間的管理工作，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點？

答：我看過《杜魯門回憶錄》，杜魯門當炮兵營長時認為他這個炮兵營是最重要的，總是抱怨上級對他這個部門沒有足夠的關心，而他當了總統後，他才知道一個炮兵營在總統的眼裡是多麼微不足道。

很多老師都覺得自己教的這門課，自己的這份工作有多重要，如果你作一段時間的管理工作，你就會有杜魯門後期的想法，就會有一個全局觀念，對整個情況更加了解，對每個人在全局的位置也會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再回去做具體工作時，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抱怨。沒有做過管理工作或是一直在做管理工作的人，他們之間總會有一個溝，而且各自有各自的心理不平衡。我一向主張學校這種部門，誰也不是專職的管理者，應該大家輪流來做一點事，這樣對工作有好處，對個人也有好處。毫無疑問，新人總會有新的氣象、想法和激情，總比幹了好多年沒有什麼激情應付事的強多了。對本人來說，他了解了全局，再回去做群衆，認識問題會更加全面，處理問題也會更加成熟，而且管理工作也為他提供了一個舞台。因為經濟管理還是屬于社會科學的範疇，要跟社會的方方面面去接觸，如果始終悶着頭教一門課，或是搞自己那點研究，終究是有欠缺的，管理工作自然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條件，可以與社會廣泛的接觸，而這種條件對于一個學者來說是蠻寶貴的。所以我覺得無論從哪個角度上說，我都提倡學校裡應該輪流來做管理者，我曾經提過這個建議，但他們覺得那樣對工作會有影響，其實一個系主任、一個副院長不見得就隻有誰能幹，我看經濟系的教師中許多人都能當系主任，無非是他們沒有當。

問：您搞管理的這個期間教學和科研工作都還在繼續，而且還出了不少成果，您如何平衡這兩方面的關系。

答：這一點我自己感到很驕傲，也是别人比較佩服的一點。第一他們承認我做管理工作是很投入的，不是應付。而且我的教學科研工作也沒有耽誤，工作量和做出的成果也不比一個全職教授的少多少。

客觀上講我還是多花了點時間，其次就是處理各種問題比較簡單，沒有太多思想上的幹擾，一件事情處理完了就立刻能轉到業務上，而且是很投入的，不去想剛才的事情。但我承認還是受到了一點影響。我現在關于高等計量經濟學的課程建設就是98年辭去學院工作以後的主要成果，98年以前雖然課也教了，學生也帶了，科研也搞了，但我承認好多國外最新的關于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動向的文獻都沒有時間去看，98年以後有時間了，這些東西就都看了，高等計量經濟學這本教材也就出來了。使得我現在在高等計量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的研究方面有了一些成果，包括我帶的博士生的論文水平不敢說完全達到了國際水平，但至少應該說國外新的發展動向我們并不是不知道。

問：您有一年多在國外作交流學者的經曆，有什麼樣的感受？

答：我是一個不想出國的人，包括到MIT交流，學院的老師很多都去了，學院找到我，我說我不去。

問：這聽起來很奇怪，為什麼呢

答：也是一種心态吧。過去在國外給我的感覺不是很好。在國内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教授，可是到了國外人家好象并不把你看成一個教授，不被他們所重視，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當然這和我本人也有關系，因為外語對我來講是弱項，尤其是發音，百分之九十的重音都是錯的，所以我講外語外國人是聽不懂的，這種語言上的障礙，造成交流上的困難，他當然就對你不是太看得上。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如果說有什麼弱點的話，那就是自尊心太強，如果我認為應該被他所尊重，而不被他所尊重，我就會對他留下一個不太好的印象。

比如我在德國的時候，開始時他們對我比較冷淡，後來我做了一個關于能源模型方面的學術報告，我敢說那個報告比當時我所在的那個研究所的研究水平一點不低。報告做完後，負責指導我的教授問我：你為什麼不是博士？我說我81年取得碩士時我國在能源經濟這個方向還沒有博士導師，他馬上說我可以帶你，我問要多長時間，他答：最短，三年就行，而且别的不考，隻考德語，因為在德國博士論文必須用德文來寫，最後陳述也要求用德文。教授這麼說就表明他已經很重視我了，但是我說：對不起，我不做，我現在回去三年以後跟你一樣是教授。86年4月我回國，5月份就提了副教授，在德國教授是沒有正副之分的，我的那個教授在當時也是個副教授。剛好那年7月他來中國，我和另外一個教授去看他，介紹到我時，他很驚訝，說：教授！你不是說要等三年嗎？

也許我是這種看起來比較清高的人吧，再加上語言上的這種障礙，就會覺得在國外不太舒服，很壓抑。加上現在通過網絡獲取學術文獻，甚至進行學術交流都很方便，所以一個月以上的出國我是不願意去的，短期的交流還是可以的、應該的。

問：聽起來您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這一間書屋裡度過的，不覺得單調嗎？您平常有什麼業餘愛好

答：你說到這一點還真成了個問題。我每天早晨到辦公室，中午就在辦公樓的咖啡廳吃一個盒飯，晚上6點多回家吃飯，看看新聞，就又回到辦公室了，晚上11點半左右回家，看看雜書，或是午夜回放的那些經典影片，生活幾十年如一日。能稱為愛好的可能就是聊天，其實我在辦公室裡也不全是工作，有時候是和人在聊天，我的很多畢業的學生碰到什麼問題也會跑到我這兒聊聊。

我還喜歡看一些雜書，特别是愛看一些和中國的曆史政治相關的書。我過去有一個外号叫"業餘組織部長"，我們國家過去一些領導人的經曆在我的腦子裡一清二楚，以前在哪，做過些什麼，有什麼功過。我特别喜歡看《大決戰》這樣的片子，可以連續看很多遍。我還是新四軍研究會的成員，很多活動我都參加了，它是北京一個民間的研究機構，新四軍的軍部在我的家鄉蘇北，對它的曆史我很感興趣。最近每天晚上12點之後看中央一台的電視劇《新四軍》。

問：您退休以後想做些什麼？

答：退休，也許不一定非得等到不得不退的時候。退休之後，我想做一件事情：講課。就是普及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現在我國很多學校，特别是一些非重點大學，或是一些比較偏遠、基礎比較差的學校，要想把計量經濟學這門課開好還是很難的，所以我就想把這件事情做起來。我不要錢，你在招待所給我一間房子，食堂給我一張飯卡，我就給你講一門課，一年走這麼兩三所學校，做一個遊曆的教書先生。

問：您這個年紀應該說是可以對自己的人生做一個評價了，你覺得您自己算不算成功的人生？

答：成功不成功要看誰來評價，别人也許會覺得我很不成功，我自己評價起來，至少我是活得很愉快的，我沒有違心地強迫自己做我不想做的事。

問：一輩子都沒有過嗎？

答：不敢說絕對沒有。因為現在還擔着個"系主任"的名，有時為了經濟學科的發展，為了集體的聲譽，不得不去參加一些本不願參加的"評比"，不得不發出一點"聲音"。但是可以說基本沒有。我做的事是我願意做的，正因為我願意所以再辛苦我也覺得愉快，至于能取得多少成績能留下什麼就順其自然吧。

問：從1964年到現在，可以說您的大半生都放在了清華，也見證了清華經管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整個發展曆程，那麼你如何評價學院走過的路，以及對他的未來有什麼希望或是預見？

答：明年學院就建院二十年了，和十年前或是和二十年前比，學院發展是很快的，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因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我不想過多地評價。但有一點我非常想說，我們學院是一個經濟和管理學院，不是一個管理學院或者一個商學院，它應該是美國的比較著名的大學的商學院再加上一個著名的經濟系，所以經濟學科的發展在學院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目前我們的經濟系、經濟學科還不強，當然這主要跟我們經濟系、經濟學科自身的努力有關，尤其是我擔任經濟系主任14年，難咎其責。在未來我們應該把學院真正辦成一個經濟和管理的學院。加強管理學科學生的經濟學基礎對于清華來講也是很必要的，因為清華培養的人不是一個一般的會計師或市場促銷員，他起碼是一個企業家或是某一個方面的主管，沒有厚實的經濟學理論背景是不行的。所以即使從管理學科的發展和管理學人才培養的角度來看，也需要加強經濟學方面的建設。如果說對今後發展的想法，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向。

（頁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