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談企業觀與人生價值觀

到清華來還是忐忑不安的，擔心講得不好，學生中途就退場了。今天這個場面是不會的，因為主持已經要求了不能随時走動。一個同學感覺怎麼樣，中央電視台播放之後會很感覺成功，因為剛才的掌聲很熱烈，謝謝大家。

萬科是蓋房子的，當然萬科是要講房子。實際上在1997年12月份，朱總理到深圳去，深圳安排了6家企業來和總理座談，我作為房地産公司的老總也安排來談，當時萬科在總理心裡是沒什麼印象的，我試圖用3分鐘時間講萬科是做什麼的？1分鐘還沒講完，總理就不耐煩了，說你就說發展商到底蓋了多少房子，賣了多少房子，我當時就是說今天我即不講蓋了多少房子，也不講賣了多少房子，朱熔基總理就很好奇，說那你講很什呢，我講什麼，同學如果有興趣等會我會講到。

今天我想講的題目：健康豐盛人生，共5個小題。

第一、作為中國企業家，名利隻能選其一

我們知道現在财富雜志，現在已經開始除了每年評西方的一百名的首富，也評中國的百名首富，按照2000年的排位來講中國的百名首富有25%是做房地産的，前10位就有6位做房地産，或者和房地産有關系的，萬科作為中國目前上市公司，（50家和房地産有關系的公司），它的經營規模、利潤都排在第一位。

萬科的董事長在中國大陸百名首富當中是排在第幾位，大家誰能說？……當然不是前十位，前100位也入選不了。我們知道按照市場經濟一個企業家，特别是一個新型企業家他的成功的标志按照西方标志來講，那就是擁有财富排列的位置，比如比爾·蓋茨他成功的标志并不隻是他創造了微軟帝國，更重要的是他排在了世界的首位，經過一段時間創業他排在第一位，1999年的時候由于某種原因，從第一位下去了，似乎他的成功打了問号，到2000年他又從第2位升到第1位，似乎顯得又很成功了，按西方的價格标準，企業家永遠不以财富來衡量他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标志。

97年香港回歸，作為成功的中國企業家擁有财富多少？我當時回答我是拿工資的。我想談的第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一個企業家，在這樣一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當中，創業者在對錢和名的态度上怎樣。我們所謂的名是通常所說的事業，一個企業家，創造的企業、創造的産品，做得多大；第二個當然就是利，創造企業的同時本身的财富在增加。

我個人認為，中國特殊的情況是在名和利上隻能選一條，如果想名利雙收是很危險的，而且是相當麻煩的，這也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就是大家都窮是沒問題的，哪個富了，就拿你開刀。現在中國企業改革當中，我很多朋友他們都是億萬富翁，穿戴的樣子像包工頭，這是采取了得利不出名，而我是另一個極端，出名不得利，指的不得利，并不是活的緊巴巴的，我喜歡登山，那些活動是需要花錢的，需要财富的積累。我的财富從有價證券來講，擁有萬科的股票是13萬股，萬科的股市是13元上下浮動，有價證券是不到200萬，老闆的房子有多大？我買的時候180萬，這幾年貶值了，我想換一套房子把它賣掉，出價130萬是賣不出去的。按照市場價格講有130萬，存款現金200萬，非常殷實的中産階層，為名不為利，并不是哭窮，作為中産階層覺得還是很知足的，為什麼？

隻要是有了錢又出名，肯定出問題。比如典型的例子，牟其中曾經作為改革搞飛機，作為政治犯蹲過監獄，工作最後又是判了無期徒刑，這就是他作為一個改革家來講是獲利又想出名的結果。再舉個例子，雲南紅塔山的董事長褚時健，我認為他是中國改革以來，曾經是非常成功的一個企業家，他一年創造的稅利是200億，首先他創造了煙草王國，非常有名，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個企業家，但是他到快退休的時候不平衡，在利益上想獲得，他覺得付出與收入不相配，所以他不惜以身試法，不惜來違反刑法來挪用公款、貪污錢，這就是他出了名之後又想獲利。我們當然從企業管理、政府有關的部門在企業改革方面可以來探讨這59歲現象，對創業者所有者分配不公，從這個角度來探讨。但是從中國企業家來講我覺得是他定力不夠，為什麼？

中國的改革是非常特殊的現象，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制度過渡當中，在改革的80年代到90年代，包括到現在，主要的資源還是國有企業所掌握的，盡管現在民營業非常活躍，在經營當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所謂主要資源包括本身總資源的占用，包括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甚至政治資源。褚時健是一個個體戶，是民營企業，本身煙草經營就不可能個人經營，正因為有國家背景，資源做大了，就應該心安理得放棄利。我們發現前100位都是民營企業家，或者以民營企業家為主，因為到了90年代後期，中國期權的改革，像柳傳志先生這樣的個人财富才有所積累，民營企業家積累付出多大代價，付出多大心血，他們在市場當中相當艱辛的，這種艱辛的付出像我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特殊情況下，他們擁有的資源是不一樣的，他們獲得的個人所得是應該的，名聲上企業做的很大，最起碼現在還是很難的。

作為一個企業家應該非常清楚，選擇的是什麼？不能選擇了名，把企業做出名了，不平衡了，有一種現象非要撈一把，從制度檢讨是另一方面，從企業家個人來講本身是不夠格的，不能說因為制度問題犯了錯誤，就像王石一樣，我非常清楚，私有财産不多，沒什麼不平衡的。因為在我們國家特定情況，如要做大事業，必然适應這個資源，要遵循這個資源的遊戲規則，這個遊戲規則就是大家平均主義，必須需要你奉獻，不可能和其他的企業收入一樣高，當然我們制度要改革，我們相信再過10年20年之後，情況會不同，但在這個當中應該清楚要把握的，并不是我不喜歡錢，我非常愛錢，但是我覺得我選擇了這個，那個就必須放棄。所以實際上對萬科來講，應該說作為一個企業發展來講僅僅才是開始，正因為萬科的掌舵人非常清醒的把握住他應該要什麼不應該要什麼，既然适應了這個資源就應該在這個資源當中去發展，遵循資源的遊戲規則。這是我想從事業角度考慮；再一個從個人，個人為什麼選擇了工資，不成為暴發戶，當然暴發戶帶有貶義其實是有道理的，首先錢是很好的，錢并沒有貶義，但是突然錢很多了之後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

這就像我們看18、19世紀英國、法國革命當中資産階級暴發戶是一樣的，也是很多暴發戶的心态。最典型的一個，比如：深圳有個船王（包玉崗），非常有錢，發現他家族的族譜，可以追溯到包公，好像是包公三十多代的一個玄孫，這是典型的暴發戶的傾向，有了錢就一定要和名門聯系在一起。其實我也想，而且我們家的族譜我也翻了，上到30多代，結果呢？别說宰相之類，連舉人、秀才都沒有，和知識分子也連不在一塊，而且地主也沒有，就是農民，祖上沒有受高等教育，沒有遺傳基因。農民突然有錢了，幹什麼？農民勤勞勇敢，那是維持簡單勞動再生産時，因為必須勤奮、早出晚歸，一般如果突然有錢了，風調雨順豐收了，谷子多了，多換點錢。農民一般三件事：第1、賭博；第2、修椅子墳（耀光榮祖），修的像那個太師椅似的；第3、娶小老婆（當時現在叫二奶了吧）。我想突然有錢了，我會不會這樣做？我不知道，我不敢說一定不這樣做。 （——掌聲）

但是我的遺傳找不到這個，比如說榮智健，他原來在是文化大革命家族受沖擊，下放到北大荒，改革開放之後到香港，即刻跻身于香港的10大首富之一，那是他有主上遺傳，榮氏家族有了錢之後知道該幹什麼，貴族氣息，買兩批賽馬。中國大款有錢不搞這個，突然會有錢一定要警惕，在改革當中，造成社會無序的一方面，我們知道海南島有一個企業家，搞了個上市公司，突然有錢了，雇保镖，即使雇了保镖最後還是被打擊了，打擊他的就是他的保镖，互相開槍射擊。突然有錢之後，生活社會突然斷掉了，天下都是無産階級。突然有錢了和小時候中學、大學時建立的親情的聯營關系突然就斷掉了，同樣還是過去的朋友、玩伴對你熱情的時候，弄不清楚了，是欣賞你還是欣賞你兜裡的錢，還有歌星、明星圍着他轉，弄不清是賞識他的才幹還是他的錢？突然處于一種非常孤獨的狀态。像我沒有，我已經非常如實的把我的家底露出來，兒時的玩伴、中學同學、部隊戰友關系沒有斷掉，生活鍊沒有斷掉，非常好。

作為一個成功者，就在于本身穩定的工資回報，年底和經營業績相關的獎金、分紅。中國在80年代缺少創業家、企業家，到了90年代中後期，我認為中國缺少的不是創業家、企業家，缺少的是穩定的一個經理階層，我雖然錢沒法和他們相比，但是我作為職業階層的一個代表，作為培養經理職業階層是非常非常對社會有益的事，對萬科來講我創導的經理職業階層比較容易推行，在這方面我是有說服力的，對事業和對錢的把握。

在中國财富的排行榜上，今天百位上沒有我，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後也沒有我，但是我認為排行榜一百位随着每年的變動，随着每年百位排名财富的增加，我覺得是中國的希望所在。絕不因為我選擇了一條路，别人也這麼辦，對排行到100位的老闆，有的是我認識的，有的是我不認識的，我對他們都給以熱烈的掌聲，我認為市場經濟首先要肯定私有财産它的法律上的保證，這是前提，否則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第二、誠信經營

在社會當中，一個企業在發展中，在一個社會風氣不正的時候，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當中，社會制度失衡當中，企業應該采取一個什麼道德傾向？首先講一下我曾經兩條香煙行賄未遂的故事，行賄王石，受賄者深圳北站的貨運主任。目的為了想要計劃外車皮，行賄不能以價值多少來衡量，而是以目的，是給對方好處而獲取商業的利益，不在乎兩條煙，幾塊錢，當然錢的多少在量刑上有區别，本身性質沒有變。當時屬于計劃經濟，要到車皮運輸實際上等于是就可以賺到錢，買了兩條煙，20元錢，然後讓一個小夥子了解到貨源主任的門牌号，過了一會小夥子提着煙回來了，說他不收。我又騎着車去了，我當時敲開門就很不自然的把煙放到他的桌子上，83年我還是比較純潔的。把煙放下之後，貨運主任笑着對我說是不是要車皮的？不好說是也不好說不是，他看着我說：“這兩條煙拿回去。”你不是要車皮嗎？明天給你辦，我聽了就弄不清楚了，尋思是不是嫌兩條煙少，你不是因為要車皮找我貨運主任？其實我早就注意到你了，那時我是搞飼料的，往北方運玉米，一包150斤，我帶着搬運工一起搬，當時體力還是可以的，他說發現搬運工隊伍裡有城市人的模樣，認為我不像勞改的，認為我很特别，能成事很想幫助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幫你，你找上門來了，一聽他怎麼說，感覺邏輯是通的，一個車皮200元，而我給的是20元，也就是兩個車皮給了20分之一。那天晚上我還有些半信半疑，第二天很順利的辦了。這個就給我的啟發，貨源主任是非常現實，并不很清高，拿着額外計劃車皮200元，10個車皮2000元，跟我的交易不是利益交易，不是金錢交易，認為我很想做事，想幫我，換句話說，你想做事了我幫你，我也有一種滿足感。

我們MBA學生知道馬斯洛的幾個需求嗎，物質需求，金錢需求，他的是精神需求，總結出一個道理，向别人訴求什麼？我剛開始創業時，沒有受過MBA的基本訓練，從這樣的體會當中，體會到在這種不正社會風氣之下，應該怎樣去做？很特别，做什麼都給開綠燈。

我記得非常清楚，1994年到澳大利亞，海外留學生對中國大陸政策非常反感，我當時在墨爾本有一個交流，當時講萬科的發展，當時中國留學生直接提出來中國大陸貪污腐敗，萬科成長那麼快，萬科一定是行賄的，當時我就了這個故事—萬科成長的過程這個故事，也就是說當然可以采取行賄的方法獲得好處，同時可以檢讨一下中國市場将來到底是怎樣的，是不是這樣，如果不是，現在做這種形式的方法可能現在行的通，如果将來适應正規的市場非常非常困難。

1988年，萬科改造的時候，公司内部進行了一場大讨論，我們上市集資集股東的錢發展的時候，是采取投機方法，撈一把就走的辦法，還是我們要走規範化？當時市場不規範，也沒有規矩，沒有規矩我們看香港怎樣做，看工業發達國家怎樣做的，他們怎樣做我們照他們就行了。這種觀點市場不規範，我們規範自己，無疑束縛我們的雙手，無疑坐以待斃，将來市場還不規範，無疑市場沒有發展前途，應該走規範道路占少數，好在少數派當中我是之一。當然現在證明按規範化這樣走的道路，從長遠來看老實人不吃虧的，但是我們上市之後到現在股票始終出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很不規範的市場，幕後操作的市場，很多呈現危機的市場，其結果明明看到一個企業經營不下去了，股權一轉讓，給什麼概念，資産重組，4、5元的股票就上升到70-100元，而萬科的股票就在8、9元，股東大會上，股東提出同樣的問題：王石先生，你認為萬科的股票反映了它的價值嗎？萬科回報在10%以上，每股回報在4角以上；很多最後不盈利，但是改頭換面，改了名字，搞了操作，搞什麼概念，股票就在70、80元，小股東很多不平衡，希望王石來回答，我說我認為萬科的股票反映了萬科的真實價值，那些人為的擡高、操作的股票，并不反映他們公司的真實價值，他們被高估了，但是我怎麼判斷對市場是沒有任何影響的。當然，開股東大會，股東對萬科的股價表示不滿，好在股價市場可以手投票也可以腳投票，不滿意的可以賣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1年。我們發現股市逆轉，一個是證券會加強了股市市場的監管力度，新聞媒體加強了對股市黑幕的揭發，股市逆轉直下，原來70、80元的股票一直往下掉，而萬科股票不跌反漲，在2001年的中期報告上念萬科的股票，中小股東第一次給王石先生熱烈的鼓掌。

這也就是要把握一個原則，一個企業發現危機時是采取誠信，還是非誠信。2001年企業危機的時候，第一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在中國搞百位上市公司調查當中，調查100位企業家。100個企業家提名，一個企業被3個提名上的沒超過10家，一共才6家，萬科排第3位，評了之後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聯合做這個節目，臨時節目又趕快改，因為有人揭發6家之中又有一家發現問題，因為做假帳，挪用公款，6家最受尊重的公司剛公布出來，其中有一家出現問題，最後改為關于誠信問題的讨論。

顯然我覺得在誠信危機的時候，講誠信的公司它的希望所在。不講誠信的已經危機到股市市場，危機到經濟健康發展的時候顯然這種誠信就體現出來了，一直是尊重自己、講誠信的公司，顯然黃金發展時期到來了。不謀而合萬科他本身高度增長從2001年開始，中國的私營企業很難發展大，一旦發展大很快衰落，萬科1984年成立，到現在已經經曆了17年的曆史，盡管經曆了一條艱辛的發展道路，但是進入黃金發展時期才僅僅剛剛開始，什麼叫黃金發展時期？按照2000年發展水平，今年還屬于調整期的增長，預計2002年比2001增長70%，我們知道萬科基數是50個億經營資本的公司，這樣的增幅是相當大的。預計2003年應該在2002年的基礎上是30-35%以上的連續的增長。一個企業在面對社會不正風氣，大環境不好的時候應該采取什麼道德傾向。

第三、企業面對超額利潤的黃金法則

企業在面對超額利潤面前應該有一種什麼心态？下面的觀點：超過25%的利潤不做的黃金法則。93年宏觀調控中央對當時市場無序，股票市場的泡沫，房地産市場的泡沫。重點整頓的兩個行業，當時在深圳買一塊地不到6個月的時間可以翻一倍轉手，根本不用蓋房子，土地價格直線上升，當然也帶來了通貨膨脹，深圳有一種說法利潤低于40%不用考慮，房地産1992年的時候，房地産太好賺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提出萬科是超過25%的利潤不做的，超過利潤的時候很多資本擁入這個市場，自然會造成産品投資大大超過需求，而後是過剩、積壓，價格下降，所以我們提出超過25%不做，很可惜萬科這個政策當時沒人聽的懂。

93年6月份宏觀調控，由于我們利潤比較低，三大建設都往上上，給萬科帶來很大的困難，建築商提價，水泥翻了一番，房子已經賣出了隻好提價，工頭承包，這樣25%的利潤就沒有了，在往下做就有可能虧損，到93年5、6月份我已經是熱鍋上的螞蟻，賣了那麼多房子，因為通貨膨脹可能要虧損的，在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政策一公布，我是舉雙手，通貨膨脹，三大建設就開始往下掉，這一改25%利潤又出來了，93年到97年全國房地産處于非常不利、不景氣的時候，萬科從93-97年我們的房地産連續5年以70%的速度增長，所以在彙報會上，我跟朱總理說萬科是宏觀調控當中的受益者，第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第二家企業說是宏觀調控的受益者。朱熔基總理就接着我的話說：絕無僅有。

第四、對房地産價格的獨到見解

話就跳到2001談一談對北京房地産價格的看法，為什麼說北京的房地産有下降空間？因為它的價格按照北京的收入是偏高的，談的觀點實際上是6月份新浪網一次路演上，北京的網民提這個問題。我們知道6月中旬已經是申奧在即，基本發展商對申奧成功投以很大的希望，認為隻要申奧能成功，北京的房價在現在基礎上還要繼續翻身，繼續升高，好多發展商奧運急着在這之前賭一把，隻要申奧成了，北京土地要在北京賺錢是非常好的。

7月11日我作為申奧團的拉拉隊去了莫斯科，我們在莫斯科大使館看電視轉播，和北京的觀衆同時感受，結果申辦成了，正歡呼呢，北京記者電話就追到莫斯科了，問我2001年北京房價還有下降空間還堅持這個觀點嗎？我說申奧成功不足以影響北京現在的房價，如果北京的房價很正常，它應該會是連續2-3年上升，北京已經沒有上升空間了，即使申奧成功，北京還有下降的空間，這是我當時的看法，當時還是沒人認同的，造成更多的擔心北京房價上漲的壓力，發展商一片歡欣鼓舞，消費者憂心忡忡。到10月份情況就有點逆轉，北京開始滞銷了，問我有什麼觀點，滞銷就降價吧。

談到房地産我印象非常清楚，當時總理對兩個問題很擔心的，97年12月份，一個是擔心人民币不貶值，出口受到影響，我們經濟增長出口拉動占了很主要因素，人民币不貶值影響非常大；還有搞國内消費刺激，搞刺激增長點，經濟專家認為隻有房地産，所以到深圳安排了3家房地産企業來進行座談，談到房地産市場來講，當時作為經濟增長點，我認為在2-3年之内，房地産是不能成為經濟增長點的。第一、我認為當時金融政策對房地産不利，房地産是資金密集型的，如果沒有金融的開綠燈，房地産作為支柱産業是不可能的；第二、房地産是和政府政策密切相關的，全國房地産政策方面，城市利用土地極差方面發展來講，顯然這一方面政策是不配套的，因此成為經濟增長點是不可能的；第三、商品房和福利房，商品房必須高速發展，而我們的企業主要還是福利房體；第四、一個行業作為經濟增長點必須有龍頭企業，必須有大的企業起帶頭作用，而在中國，包括萬科在内，和成熟的發達國家房地産發展商相比，我們中國的企業規模還過小，靠他們的龍頭企業還是帶不動的。基本這四點判斷我認為在兩三年之内是成為不了經濟增長點的。我記得總理是這樣問的：如果金融政策進行改革，金融配套，能不能成為經濟增長點；如果……，總理連問了四個如果，我說還是不能在兩年内成為經濟增長點，總理說一定要把它成為經濟增長點，我最後說總理說能就一定能成為經濟增長點。

在這個會上，房地産已經作為國務院的政策，國内經濟學家認可政策制定當中，我是唱反調的，顯然總理對不同的意見沒持有排斥的态度，列舉數據他是可以聽進去的，當然事後，總理沉默了半天，說我：“你是房地産家，我聘請你為我的房地産顧問，當時我就顯得很羞澀，總理接着說我聘請的顧問當然是不付工資的。”

最後、何為健康豐盛的人生

歸到主題，什麼叫健康豐盛的人生，中央電視台把我一些照片登出來了，主要是我在登山，實際我喜歡運動還是比較多的，傳統喜歡打乒乓球，确實很差，還有踢足球，也比較差，盡管一直屬于校隊，确實闆凳隊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部隊，一直踢到40歲，到深圳時40歲，發現40歲踢球是不适合了，但是又非常喜歡那種激烈的對抗，青春的活力，改吹裁判，除此之外就喜歡登山、跟山有關系的也非常喜歡，比如：滑雪、飛傘，冬天到滑雪場滑雪，有人問我在山裡多少天？我說每年120天，又有人問登山和事業有什麼關系？沒什麼關系，工作是工作，登山是登山，非常清楚的。

什麼叫健康豐盛？

第一、 要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才可能豐盛，豐盛就包括工作、家庭、業餘的戶外

活動，這就是健康豐盛。我們不能工作之後，工作是第一的，什麼是身體健康？等退休了，為什麼城市進入老年化之後，街上好多現在流行的扭秧歌等，顯然和生活有關系，工作時間就是工作，等身體不好的時候才想到鍛煉身體。應該說在工作當中，年輕時應該工作是一部分，這方面應該學習西方學習工業發達國家。由于工作關系經常出國考察，到星期天原來考察沒完不想中斷也得中斷，不因為是中國客人。最極端的就是到莫斯科去，星期五到下午6：00鏟土工即使鏟的土到了半截，也會因為到下班扭頭就走了，實際上他非常清楚，他的業餘生活、他的時間。在中國加班什麼，犧牲休息時間是絕對應該的，甚至堅守在崗位上，父母有病、孩子做手術都不回去，而且我們作為一種美德、公德被媒體宣傳，我們萬科對家庭不愛的人，愛企業是表示懷疑的，在萬科絕對不提倡帶病堅持工作，有病一定要去看，有病一定要休息，更不宣傳甚至絕對不允許有病為了加班不會去。舉個例子物業管理怎樣為客戶着想，到一線去，出差沒回來，給他們關窗門，使他們少受損失，但是主管的家裡由于家裡沒關而受到了損失，他們是怎樣怎樣，我一看就火了，為他人服務而犧牲自己為前提，這不能提倡，實際判斷作為人的價值。首先應假定人是自私的，人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利他，所以我們萬科提倡的健康豐盛，對人的尊重、對本質的判斷來考慮，最基本的尊重他的權利，比如隐私權，社會國家傳統是沒有隐私的，文化大改革時到了什麼程度？狠鬥靈魂深處一閃念，不說私有财産，就是人的靈魂深處也不允許有一閃念。諸如此類的事情比如萬科剛成立時我們第一總監買了20套房間，一般企業買房子都是集中買，而我們買了4個地方發展商的房子，20套，一個地方5套，其結果管理非常麻煩，不能批量買還貴，觀念非常簡單，不要上班是同事，下班是鄰居，還有什麼隐私權？本身健康豐盛首先就是對人最基本的尊重；

第二、機會均等；

第三、選擇權，在中國的傳統不是舉賢不避親嗎，上次參加管理者的節目叫家族企業的

管理，當然是不避親的。對現代企業講一定要用親，在萬科血緣關系表妹、堂弟沒有，沒有我的大學同學、部隊戰友，更沒有兒時玩伴，當然我做的矯枉過正，絕對不是說萬科清華隻有一個學生，兩個學生就是學友了。對下面的招收并不反對校友，但是一定要把握舉賢避親，這樣才能給大家公平的選擇機會，當然首先對人身體健康重視，更重視心理健康，萬科提倡不僅僅的在工作期間身體健康，退休的時候身體健康，中年人50多歲得心髒病大面積心機梗死，通過做手術保持生命，工作處于半停留狀态，這種情況是非常深刻的檢讨。應該對員工是不負責任的。

健康豐盛對社會可以把握，不去行賄，當然會相應的付出一些代價。比如萬科價格比較高，因為不去行賄，是不是公司也不受賄呢？95年宏觀調控期間，萬科上海公司，項目工程部4個，從項目經理到下面的工程師集體受賄，被檢察院集體傳訊，當時對我刺激非常的大，公司作為法人，作為社會上的一個單位，不去行賄，不僅僅不去向别人行賄，還有關聯單位甲乙方，工程公司作為乙方，發生在部門的集體受賄；還有一個上海公司的财務副總，他已經調到深圳來了，上海檢察院想把他抓了，我們總部來了電話，根據口供，懷疑他有10幾萬的受賄，問我是不是以出差的名義讓他到上海再把他扣下來，或者來人把他抓了，人事經理跟我說這個事，我聽了後覺得兩個方案都不好，第一把他騙到上海，以後誰還敢出差？第二在我們眼皮底下把上海副總給抓走了，對萬科面子很不好看，我認為應該實話實說，上海檢察院懷疑你受賄，沒有呢更好，如有問題坦白從寬，所以有沒有必須去，人事經理說不行，因為上海檢察院挑明了不能向他本人透露，萬一潛逃怎辦？無論如何方案不能告訴他，我說我甯可承擔風險。上海打電話是上午9：00，我們約職員談話11：00，作下午2點到了上海，人事經理陪着職員5點到了上海，當然他覺得很清白、冤枉，結果1個星期以後審出他有問題，這個對我的刺激非常大。

萬科投資13個城市所在當地檢察院寫了公開信，表明在不正之風之下，是有責任的，我們萬科願意配合當地的檢查機關，凡是涉及到萬科案子的我們願意配合，我們應該檢讨我們企業應該發生什麼作用，應該檢讨他的問題在什麼地方，當時上海抓了4個人，深圳公司人心惶惶。我的觀點：一個企業經營有賺錢有虧損，虧損1000、2000萬，一個項目失敗了可以重來，錢虧了，可以做下個項目可以賺回來，如果一個企業由于管理的失誤造成企業職員的犯罪，這是他終身的，不僅影響到他一個人，而且影響整個家庭，這個損失是無法彌補過來的，所以以後萬科甯肯1個億，2個億錢不賺，也不要犯由于管理上的失誤，給職員造成犯罪的可能，原來萬科在項目征訂方面是沒有人事部門參加，财務資金能不能提升上去，營銷上市場回報率符合否，這個事件之後，專門确定了人事部門參加，人事部門最後有一票否決權，确定了一個項目雖然可以盈利，如果人事管理失控的話這個項目一定不要。

我談到健康豐盛，不僅是身體健康，更重要的還是心理的健康。 我談的内容就這麼多，謝謝大家！

(本文未經本人審閱 記錄整理：張雙長 編輯：夏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