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以及“中國在21世紀的角色”是兩個相互關聯的議題，在中國國内外都引起熱議。過去的三十年來，中國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中國對于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是近現代以來前所未有的，而對于其所處地區的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影響也是自清朝由盛轉衰以來的最高峰。然而中國的轉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中國正嘗試重新平衡經濟，使其更加均衡、持久，并建立一個以消費和創新為主導的增長模式。中國正面臨着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最大、最艱巨的挑戰。而這個轉變将由明年換屆選舉所産生的新任中國領導集體所引領。
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與美國的關系。美國未來數十年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最大的挑戰也在于美國怎樣處理好中國的崛起。美國正經曆着痛苦的經濟轉型，而明年的總統大選也讓其政治前景模糊不清。左翼和右翼的民運活動，比如最近的“占領華爾街”，體現了民衆對于現狀的不滿。他們需要更務實、更可靠的政治經濟領導人。
理想中，并行的中國和美國的經濟轉型應該互補且相互支持。但由于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以及雙方時常對于“狹隘”國家利益的堅持，中國和美國距離建立互信互惠的合作夥伴關系還很遙遠。
中國不僅是當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是第二大強國。過去的幾個世紀見證了西方的快速發展。1970年，美國和歐盟國家占據世界經濟60％的比重。而作為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隻占全球GDP不到1％的份額。
自那時起，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中國的經濟産量占全球7％。2010年，中國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而當年美國的增速在世界排第127位。2003年伊拉克戰争時期，美國的經濟總量是中國的8倍，而現在隻有3倍。
如此大的反差并不隻是局限于美國和中國。這種現象還廣泛存在于所謂的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去年，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占據了全球GDP增長的3/4。如果以購買力平價來看，新興國家即将占據世界經濟的1/2，這種趨勢是幾個世紀以來所未有的。
新興國家的崛起迅速重組了全球貿易。十年之前，世界2/3的銅是由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所消耗的。五年之後的銅消耗量将是十年之前的兩倍還多，而這其中的80％将由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所消費。這種趨勢在其他自然資源或者是日用品的消耗上都是類似的。
西方世界幾個世紀以來在各個方面的優勢就要消失殆盡了。我的朋友Fareed Zakaria（美國著名新聞評論員）将這種現象稱作“其他國家的崛起”。未來，富裕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将會越來越小，這是一件好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對于自然資源和生産力的統治在曆史的長河中隻是很短的一段時期。中國在過去20個世紀中的18個世紀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18世紀末，乾隆在位期間，中國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的1/3。
曆史告誡我們，重大的轉型時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風險。既得利益者不願意和新興勢力分享資源和統治權，而後者往往覺得自己的發展受到了各種限制和阻礙。這種擔憂從美中關系中便可見一斑。美國和中國，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相互依存，但是其政府和兩國人民間都缺乏基本的理解和信任。在中國，暢銷書《貨币戰争》大肆宣揚了西方世界打壓中國的陰謀論。在美國，越來越多的書籍都在“中國威脅論”上大做文章，代表作如《中國崛起如何威脅美國生活方式》和《中國威脅：目标美國》。
兩國之間信任的匮乏集中體現在外國直接投資（FDI）中。FDI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去年，創紀錄的1050億美元的FDI進入了中國市場。而美國奧巴馬政府也想通過吸引更多外國投資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兩國的企業對于投資對方市場仍處于觀望狀态。
美國和中國都需要認識到當今經濟關系已經不再是簡簡單單的一方做買家，另一方做賣家。今年一月份胡錦濤主席訪美的時候，我奉命為胡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召集美中的企業家開會座談。海爾公司的創始人張瑞敏，給兩國的領導人詳細介紹了海爾和通用電器公司之間長期良好的合作關系。通用電器之前在中國的發展舉步維艱。兩年前和海爾合作之後，通用第一個月的銷售量就超過了合作前18個月的總和。之後雙方達成了深化合作的協議，海爾可以在其南卡羅萊納州的工廠生産通用電器的産品。張瑞敏講述的這個故事使大家明白，美中的經貿合作可以采取這樣的模式，互助互惠互利互補，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這才是雙赢的模式。
可惜的是，海爾和通用的例子在兩國經貿合作之間還隻是鳳毛麟角。兩國的經貿關系，乃至其他領域的聯系，都充斥着不理解和不信任。小心謹慎，相互猜疑，互相指責，害怕對方的發展和滲透。
唯一打破這種不信任的方式就是讓兩國一起前進，共同發展。雖然美中之間仍然有很多根本矛盾有待解決，但實際上其中很多矛盾并不是源于利益沖突，而隻是缺乏理解。我們不能總是坐等對方表達善意。我們需要一起創造一個新的合作模式。第一步，我們需要摒棄既有觀念，真正了解對方的情況和挑戰。我相信雙方最終會意識到，共同的發展是必要的，沒有哪一方可以不需要對方的幫助而獨自發展。
美中兩國如果要建立長期互信互利的合作關系，首先要意識到雙方都在經曆類似的重要轉型期。
在中國，現階段至少有兩個主要的轉型。第一個是政治上的，始于明年秋季。第五代黨和國家的領導集體是特别有能力和經驗的。所有真正接觸過他們的人都會被他們對于中國未來發展的清晰思路和遠見卓識所打動。同時，他們所接手的将是比前任更加複雜和嚴峻的挑戰。
第二個轉型是從出口主導、勞動力密集型和固定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由内需和創新所拉動的發展模式。這種痛苦的轉型期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根據我與相關行業以及部門官員的接觸，我确信他們對于轉型的成功有很大的決心和很強的動機。溫家寶總理在上一屆人大會議上說到：中國的經濟應該迅速轉軌到創新主導的增長模式上。
在同一屆人大會議上宣布了“十二五”的發展規劃，這是中國發展的新藍圖。如何提高城鎮農民工的生活質量和消費水平，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人群比農村人群賺的更多，花的也更多。李克強副總理提到城市化進程将是政府擴大内需的“戰略核心”任務。四月份的人口普查顯示，近一半的中國人口将生活在城鎮。而在1982年改革開放初期，城鎮人口的數量隻有總人口的1/5。中國現階段的社會轉型，西方世界用了一百年，在日本和韓國也曆時四、五十年，而且他們的轉型規模遠小于中國。
新的五年計劃同時也強調了縮小貧富差距的任務。最低工資水平将大幅度提升。基本養老金計劃将逐漸涵蓋所有的農村居民以及三億五千萬城鎮居民。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将破土動工并分配給低收入家庭。更注重增長的質量而不僅僅是增長率，新的五年計劃将目标GDP增長率從上階段的7.5％降到7％。
中國的領導人同時明确表示科技創新将是下階段發展的重點。新的五年計劃指定了七個被扶植的“戰略新興行業”。它們将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基石。這七個行業包括：生物科技、新能源、高端設備制造、節能環保、清潔能源汽車、新型材料以及下一代信息科技。這些産業現在占全國GDP的5％，在2015年，它們将占8％。
實踐将檢驗“十二五”的具體效果。上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GDP增長率遠遠超過了7.5％，達到了11％。雖說領導人在最近幾年也談到進一步的結構調整，但消費占GDP的比重較之十年之前降低了10%。房價的持續高漲使得很多中産階級懷疑自己是否還能買得起房。在創新産業方面，中國還未能創造世界領先的科技公司。
在把握轉型步調的同時，政府也要改善和解決很多由快速增長帶來的負面問題：通貨膨脹、潛在的房産泡沫、增長的貧富差距、腐敗、環境污染、以及超過俄羅斯或日本總人口的龐大的流動農民工群體。溫家寶總理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存在“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問題。他同時強調應該有更多的對于政府工作的公衆監管行為。雖然經濟增長很快，可人民還是有很多擔憂。
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國的優勢大大超過其劣勢。崛起中的中産階級及其代表的潛在國内市場将會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優勢所在。在過去二十年，中國對于基礎設施的投資也初見成效，機場、高速公路網、海港、鐵路等都是世界領先和頂級的。創業的理念也根植于中國文化之中。李彥宏和馬雲激發了多少清華學子創造下一個百度或者阿裡巴巴的夢想。中國對于教育的重視也是世界聞名的。最後，世界對于中國崛起的認知也給中國帶來了很多實際的好處。在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有更多的人願意和崛起中的中國打交道和做生意，并投資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良性循環。
除此之外，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政府這次調整結構的決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的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導緻百萬計的工人下崗，這給建立一個更平衡的增長模式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在大洋彼岸，美國正經曆着重大的經濟和政治轉型。2008年重大危機的三年之後，美國經濟仍然處在大蕭條以來的最低谷。超過2500萬美國人處于失業或者瀕臨失業的狀态。（16歲以上）人口就業比率處在曆史最低的58％。歐洲國債危機如果不能被很好的解決，将使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進入又一個衰退期，從而導緻失業問題更加嚴重。長期來看，政府支出和貿易的結構性赤字給期待振興的美國經濟蒙上了一層陰影。美國花在國債利息上的錢将超過其在國防上的支出。
同樣，美國經曆着自身政治上的轉型。如果美國經濟狀況持續惡化，政局将更加不穩。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黨派矛盾将是19世紀末期以來最為嚴重的。奧巴馬政府2009年向衆議院提出經濟刺激法案時，244名民主黨衆議員投了支持票，而無一位共和黨議員投贊成票。和曆史相比，1935年社會保障法案通過之時，衆議員102名共和黨人中81名選擇支持民主黨的羅斯福總統。1965年大部分共和黨議員都投票支持民主黨約翰遜總統建立醫療保障制度的提議。
同時，美國民衆對政府的信心也持續走低。最近的調查顯示，每5個美國人中，有超過4個人認為政府的道德腐敗問題極為嚴重。他們還認為政府和大型企業同流合污，損害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
另外一個主要的政治變動就是明年舉行的總統大選。不管共和黨提議由誰來參選，經濟因素必将極大地決定選舉的結果。因此，中國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将從一定程度上決定選戰的走向。
當然美國人民不會喪失對于自己國家的希望。美國的曆史中不乏重大危機，但都成功化險為夷。當我們重新團結一心，犧牲小我換取大我，來應對挑戰的時候，我們必将會度過難關。美國比任何國家都具有開放性和創新精神，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都極其豐富。美國的科技、大學水平以及創新的能力都是首屈一指的。比如頂尖互聯網公司及其商業模式，無一不是美國人所創造，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于社會和經濟的再認知。美國的私營企業之所以能蓬勃發展，是因為它們處于美國的創業文化、成熟的公民社會以及法制社會中。
最後，美國也有自己的移民。移民自身和同等重要的同化移民進入主流社會的能力使得美國能夠從世界範圍内吸引和挽留人才。如果我們探訪位于紐約北部的IBM研發中心，我們會發現在那邊做研究的2，000名博士科學家之中，大概有一半來自于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這種情形隻有在美國才能看到。
我要強調的是，并行中的中國和美國的經濟轉型應該是互補互惠的。很多方面表明，兩國都需要對方的合作和成功來平衡自身的經濟發展。
中國非常需要美國。美國的經濟危機和相應的美元貶值會使中國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嚴重縮水。更嚴重的話，美國對于中國産品的需求量将會減少。中國需要依賴出口來抵禦内需拉動的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沖擊。
美國也同樣需要中國。當人為制造的房地産和金融泡沫破滅後，美國需要新的經濟推動力。中國崛起的中産階級，以及今後印度、巴西、印尼和其他新興國家的中産階級，将為美國的經濟振興提供基礎。大概1/5的中國人，約2.4億，已經處于中産階級。這個群體的年增長率是1％。現階段中國中産階級的消費力不到美國中産階級家庭的20％。如果中國快速增長的中産階級的消費潛力能夠被完全釋放的話，這不僅将為美國，也将對世界經濟産生積極的影響。一份最近的麥肯錫研究表明，如果政策得當，中國将在2025年為全球消費額外增加1.9萬億美元，這比現在印度的GDP還大的多。
中美之間不存在誰赢誰輸。美國國務卿希拉裡近期指出：“美中關系的發展沒有教科書可以參考。關系破裂将是不可估量的損失。”兩國間的合作和發展沒有其他選擇，隻有建立和維護。
雖然合作發展是雙方的共同願望，但是這并不能确保成功。新加坡的首任總理李光耀，在我看來是最了解中國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的。上周他在華盛頓的演講中總結了美中關系的挑戰：“中國是一個重量級選手。美國必須改變自己對中國的看法和态度。沖突是必須的嗎？曆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新興勢力崛起并挑戰傳統勢力時，通常會發生戰争。但中美都持有核武器，使得戰争選項在當今社會是不大現實的。在我看來，中國并不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新的領導者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想發展，中國需要美國的市場、美國的投資以及美國的技術。中國同樣想送更多的學生到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學習技術和創新的方法。現階段，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意識到美中關系需要潛心經營。美國人最後需要和中國共享其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在1978年，鄧小平号召中國人民做兩件事：“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他要求政府和人民都重拾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精髓：務實求是。這個看似簡單的理念成就了當今中國，并定義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新角色。中國和國際社會都應該摒棄對彼此的陳舊觀念，以一種更務實和雙赢的模式來共處。美國和中國更是如此，即合作發展，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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