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獲北京大學地質學與經濟學雙學位，2001年獲北京大學環境科學碩士，2007年獲哈佛大學公共政策博士學位，随後回國任教，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經濟系副教授曹靜的學術之路，走的特别順理成章。
“其實這背後沒有非常明确的規劃”，曹靜說，環環相扣的背後是“試”。
曹靜本科學的是地質學，“我是保送北大的，當時覺得地質可以到處玩兒”。 但她很快發現，現實與想象并不一樣，地質學更多靠實踐，而自己更擅長“書本的東西”。大二時，曹靜選修了法律，因為“師兄師姐都學這個”，學了一年後放棄了，“不喜歡”。大三時，她又選修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的經濟學第二學位，“CCER用的都是國外的教材，給我們上課的老師都是海歸，像林毅夫，海聞，宋國青，趙耀輝等，全是現在的大腕”。
這次曹靜堅持下來了，大四時還拿到了中國經濟學獎學金，“2000塊，當時多大一筆錢啊”。但一直到臨近畢業，她還是難以決定要做什麼。繼續求學還是投入職場？像許多學生一樣，她選擇了兩手準備。
曹靜報考了環境科學碩士，考了第一名；也進了寶潔的最後一輪面試，但并未被錄取，原因是“學習成績實在太好，不适合在企業工作”。她最終明确對學術的興趣，還是在碩士期間。
回憶起這段經曆，曹靜感慨，年輕時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點，哪怕花一兩年時間來試，“這不是做十年，而是幾十年的事情”。多試，不僅可以試出是否真的感興趣，還可以試出是否合适。“有時你不知道自己做什麼更好，市場會幫你選擇”，她進一步說明，“如果你真的特别适合在某個領域工作，别人自然會選中你；如果你試了半天也沒被選中，可能性格上或某些方面不适合，就得趕緊轉。尋找自己的興趣點，選擇最适合的領域”。
“我學環境經濟學有比較優勢”，曹靜說，“隻學經濟學的人學不好環境經濟學，因為科學基礎不牢靠，地學的基礎給我彌補了科學基礎這塊”。
2000年，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和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華盛頓召開“溫室氣體減排成本與協同效益國際研讨會（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ncillary Benefits and Costs of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首次明确嘗試将 “協同效益(co-benefit)”運用于氣候變化領域。概言之，是指傳統的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的關系，基于不同的選擇，減排傳統污染物質的措施可能增加或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同樣，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可能增加或減少傳統污染物質的排放；應該而且必須在政策角度将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統籌和協同考慮。其時還在北大攻讀環境科學碩士學位的曹靜敏銳地意識到這一新領域可能的研究潛力與廣闊的應用前景，開始切入，“當時中國做這個的還很少”。
憑借 “貴陽市節能減碳政策帶來的協同效益”這一項目計劃，碩士生曹靜獨立申請到了第一筆國際科研基金，大概有20多萬。
從碩士階段開始，曹靜就氣候政策(climate policy)的“協同效益”這一視角，做了整整十年，“我在哈佛的博士論文中有一章是關于氣候政策的協同效益，回國後又繼續做空氣治理(air pollution control)，如‘十一五節能減排’、碳稅政策、環境稅政策，裡面都做了一部分的協同效益”。
十年前氣候政策的“協同效益”在學界關注寥寥；如今，中國環境保護部已正式将這一問題納入政策考慮範圍之内，開始關注多污染物的共同控制。曹靜說，這個大浪潮中，她很高興自己能起一部分作用。
“環境科學最重要的一點是政策含義（policy implication）非常明顯，這是由學科特點決定的”，曹靜說。她的研究導向很明确：現實最需要什麼，她就對什麼比較感興趣。同時，她強調科研的預見性，“要做未來一些的”。曹靜對“協同效益”興趣的下降正源于此，“雖然‘協同效益’國内很多人都在跟着做，但信息已送到環保部了，政策上也有反映了”。
“交通排放污染”是曹靜的一個新關注點。“中國北京、上海的大城市，霧霾天氣主要是由交通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等導緻的混合型污染。”曹靜從今年開始切入這一領域，“會從燃油稅起步，繼續這方面的研究，還會做其他，如限行政策、汽車限購與拍賣政策比較、機動車排放控制政策等等”。
“居民能源消費”是曹靜的另一關注點，“從中國家庭能源消費估計需求，看環境政策對不同收入家庭的影響”。曹靜說，其中的碳稅、環境稅她從博士階段就開始做了，原先聚焦在宏觀層面，“現在的研究是将宏觀模型和微觀的家戶微觀實證結合在一起”。
曹靜對電力行業也很感興趣，“中國新裝了很多燃煤電廠，但效率比美國低很多，雖然技術上可能達到了，這是什麼政策導緻的？風電投資是否合理？”
談到學術之困，曹靜說：“做研究需要有耐心。有時需要等數據。數據太短，就得等長一點，數據不好，就得等好的數據……花幾年做不出來，很常見。” 平常心也很重要，“文章被斃、被接受都很正常；有項目，沒項目，也很正常……成功了不要太高興，失敗了也很正常，覺得有意義就去做”。
這份純粹，也許是支持曹靜學術上高歌猛進的最大動力。
想象這樣一堂課：學生們被分成若幹組，每組代表一個國家，每個國家被給定了不同的碳排放量和減排成本，并彼此互不知曉。在碳交易可全球流動這一假設背景下，各小組被要求尋找最合适的交易對象，達成利益最大化。這一氣候變化談判的模拟演練，不僅要求學生們對于碳交易知識的娴熟于心，也鍛煉了學生們的談判能力。
這是曹靜開給清華經管學院大三學生、全英文《環境與資源經濟學》課堂的一幕。“我喜歡互動式教學”，曹靜說，“我不喜歡學生隻是被動的接受，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認為課堂不是老師一個人的課堂，也是他們的課堂”。她認為，“上課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灌輸知識”，更關鍵的是學會“如何學習的能力”。
這一原則貫穿在曹靜開設的所有課程中。在曹靜的課堂上，時間往往被一分為二：一半由她來講，主要是基礎知識；一半留給學生，從場景模拟、管理遊戲、辯論比賽到小組展示、論文陳述，她總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度，“灌輸思維的能力”。來自學生的反饋非常積極，“體會到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選了絕不水，絕不後悔”。
曹靜很享受教學。授課之外，她還組織了一個環境經濟學領域的學生組會， “隻要對這個領域感興趣，都可以參加”。這個七、八個人的組會，每周五聚一次，每次一到兩個小時。“非常informal的組會”，曹靜說，有論文進展讨論，技能傳授，idea分享，“有點頭腦風暴”。有時學生也會把還不成熟的新想法拿到組會上講，“講一下，看能不能做，不能做就趕緊死掉。一般被斃了十幾個題目後，想了一個更好的題目”。
這個組會給參與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經驗分享的平台,“學生讀書、考試，是單獨的個體，有時他們會找師兄師姐問。這個組會有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各個年級都有，信息比較多”，曹靜總結。
“曹老師是一個慷慨無私的老師”，參加組會的一位博士生說。她甚至會幫學生找數據、找文章。
談到教學，談到學生，在說到會心處，曹靜一貫平和舒緩的語調，也會有小小的波動，正如她談起學術的興奮。環境經濟學、大學教授，這正是最适合曹靜的選擇。（撰稿 鄭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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