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教師，妻子/母親，清華經管學院金融系教授陳濤濤會怎樣給她的這幾種角色排序？她說：“不存在一般性的排序問題，一切都很順暢、很自然。”這是典型的“陳濤濤”式反應。可能會糾結、擰巴的問題，到了她這兒，都格外雲淡風輕。
她愛科研，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熱情，“不能在國外抄一個模型回來，照着模子做中國的發展”；她愛教學，最單純的享受，“把花了那麼長時間、好不容易弄明白的道理，告訴給能用上的人”；她愛家庭，點點滴滴都是幸福，“陪着孩子長大，是一種無可替代的親情體驗”；她愛學生，“也許教學的時間長了就會有這樣的感覺，學生們坐在這兒，就是我的責任”。
陳濤濤喜歡用“簡單”來描述自己，“也許我的成長環境簡單，我行事也習慣于簡單。特别是這麼多年簡單行事的結果，我想做的事也都做成了，所以我更相信，人不需要複雜。簡單讓我覺得心裡很舒适。”大道至簡。
在FDI（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這一領域，陳濤濤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在她之前，中國學界對此的研究還很少，大多停留在找數據、套模型的階段。
“我比較特殊的，應該是在這些年中能夠堅持一個方向，一步步深入探究”，陳濤濤說。她舉了一個例子：全球做FDI溢出效應的學者大都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本地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會影響FDI溢出效應的産生，能力差距小的産業更容易産生溢出效應。當她利用中國數據得出類似結論時，并沒有就此結束研究，而是繼續追問：在中國的特定時期，本地企業和外資企業能力差距小，是怎麼産生的？“從道理上講，外資進入一個相對不發達的國家，能力差距應該是大的啊，中國怎麼會呈現出那麼多差距小的行業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會進一步開展行業案例和企業案例的研究。”
數據與案例相結合，是陳濤濤研究的重要特點，“隻做數據，難以清楚真實發生了什麼；隻做案例，又可能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她特别強調深入實踐的必要：“有一種研究的誤區，拿數據算出一個結果，就玩命往這個方向解釋。但真實的情況可能是，數據的細緻程度不夠，檢驗結果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或多種情況的綜合反映。這種情況下隻有深入實踐，才能真正解讀事件的發生機制。”她說，這點對于中國的發展實踐至關重要，因為沒有對機制的解釋，就無法産生腳踏實地的、有效的政策建議。
在陳濤濤提升正教授的前一年，她覺得在FDI溢出效應這一塊，數據處理上已經做到沒有什麼研究餘地了，必須将更多精力轉向案例研究。但一個不争的事實是：不做數據，文章發表比較難。“這件事當時的确讓我很糾結”，陳濤濤承認。最後她還是決定，無論提不提教授，也要追尋“真問題”，“如果老想着一年要發多少篇文章，研究做着就太沒意思了！”
這絕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特别值得慶幸的是，就在那一年，陳濤濤順利晉升了。她如釋重負，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了”。
陳濤濤在FDI溢出效應這一領域一點點做了近十年。她現在的研究興趣，更多集中在吸引外資對于對外投資能力的影響。這個命題的提出，第一次将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能力納入同一個體系，深入挖掘内在的機制聯系；這對中國、乃至對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戰略都有重要意義，在國際上也是很重要的創新。
“人們在研究國際投資時，往往會鎖定一個國家，或者研究流入，或者研究流出，很少把這兩者聯系在一起。80年代有個IDP（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th國際發展路徑）理論，把對外淨投資（流出-流入）和一個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陳濤濤說，“正是因為我研究過流入，知道外資進來後，不是天然産生正面的效果。比如，外資用種種策略使得民族品牌消失，開放過程中吃掉了有潛質的好企業的‘種子’。這樣的産業，怎麼可能積累對外投資的能力？”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把握吸引外資對于中國對外投資能力形成的作用機制，并進一步探讨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如何使這種作用機制“為我所用”，促進中國對外投資能力的可持續發展。
陳濤濤未來的研究重心仍将集中在吸引外資對于對外投資能力的影響上，“越深入，越能發現更多問題”。她強調，不僅針對中國，還必須和其他國家比較，才有可能得出一些更有一般規律的結論。她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在2011年的一篇論文中，她選擇中國與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大國，利用國家層面的數據進行了初步的檢驗和分析。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發展中國家如拉美的智利、巴西，也都是她着力解析的案例國。
可以預想，如同在FDI溢出效應的精耕細作，陳濤濤在“吸引外資對于對外投資能力的影響”這一領域也将打一場持久戰。這樣竭盡全力的研究，“不是為了發表”，動力又在哪？陳濤濤說：“人一輩子做不了幾件事。如果能做一兩件有意義的事，是很幸運的，也是很幸福的。中國30多年來，開放是件大事情。這方面的研究，首先和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如果能發現一些規律，讓國家少受一些損失，少走一些彎路，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付出的事情；當然，如果通過研究挖掘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邏輯或道理，也能讓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受益，那就更幸福了”。
在陳濤濤看來，教學需以科研為依托，“現在所有的教學，沒有任何一個離得開科研。我能上台講的東西，我是很有信心的，對學生一定是有用的”。
在商務部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高層官員的培訓課程中，陳濤濤的課曆來是深受歡迎的一門。“很多發展中國家會認為，開放就能得到好處。事實上，這種認識是有偏頗的。中國開放的成功，有其自身的特點，例如，中國人口多，有要素優勢；同時市場大，需求是價格敏感型，再加上政府的相關政策等等，這些因素都在共同起作用。”陳濤濤指出，不能簡單地認為，隻要打開國門就會獲得發展。必須根據本國國情加以研究和設計，創造産生溢出效應的條件，才有成功的希望。她的這種開放與發展的觀點，對于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高層官員們，極具指導性。
“理解一個國家商務環境的根本，是理解這個國家的發展”，則是陳濤濤在面向跨國企業高管的課堂上，緻力傳遞的信息。“海外到清華來上課的團很多，一部分是跨國企業的高管。他們會在課堂上挑戰：中國在開放問題上不透明，中國政策朝令夕改等等。我會心平氣和的說，中國的開放是一種嘗試性發展，政策變化的頻率高于發達國家，是因為我們還在不斷探索，希望‘雙赢’。政策的變化是不斷完善的過程，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變化會是一種常态。”陳濤濤告訴這些跨國企業的高管：要在中國獲得商業機會，隻停留在抱怨中國的不穩定上，難以解決問題；正确的思路，是潛心努力理解中國的發展過程和特點，不斷順應中國發展的趨勢，預計政策的變化方向，從而适時地把握商機，“我每次這樣講，幾乎沒有碰到任何障礙，那些高管們普遍表示了理解和贊同”。
對于本科生、研究生、MBA，陳濤濤的授課不僅限于“授業”、“解惑”，更有“傳道”，“有不正确的，我就要修剪一下”。她曾在MBA某門課的最後一堂嚴厲批評了一位學生，因為他的final presentation從頭至尾，洋洋灑灑都在為其所在公司唱贊歌，完全沒有按課程要求去做相應分析。陳濤濤告誡他：在“應該用分析工具做一個真實分析”的場合，“激情洋溢”的做了完全不相幹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錯誤的做法，“希望這種類型的錯誤，僅僅出現我的課堂上”。在最後一堂課得罪一個學生，也許不是一個“明智”的舉動，陳濤濤做了，隻是因為覺得這是一個有教育意義的問題
同樣一門課程，陳濤濤會根據不同的受衆進行相應的課程設計：先講案例，還是先講理論框架？不同觀點怎麼鍊接？關鍵問題怎麼設置？……這樣的投入，陳濤濤覺得再正常不過，“我就是一個教師，我這一生就從事這一個職業，總是要做好的”。她特别提到中學時代一位老師對自己的影響：“下大雨的時候校長在說話，這位老師就讓我們離開雨地。她會覺得校長講話又怎樣，把孩子淋病了怎麼辦？這個老師當時在我眼裡就很高大。她是一個非常正直的老師，所有說話、辦事、腦子裡都是學生”。
陳濤濤相信，“教學是人生最有意義的一件事，能夠做出長久貢獻的一件事。”她有些驕傲的提起，一位學生告訴她，因為她的課改變了思維方式，“這是教師的最大成就”。
陳濤濤承認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她将此歸結為時代的塑造。
“我們那個班，是在大學三年級的時侯，從清華各系同屆學生中抽到經管學院來學習的。當時正處于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常常有國家改革部門的人來到課堂上讨論。與此同時，姜彥福老師、吳棟老師他們和我們這些小孩坐在一起，讨論的熱火朝天，面紅耳赤，你要是問他們，他們一定還能想起那個時代”。
這就是1980年代，一個堅信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時代，一個混沌中有無限可能的時代。這種時代氛圍中的大學生，往往有着一種特有的精神氣質：指點江山、匹夫有責。陳濤濤也不例外。“我們那一代，都有着同質的一種東西。在那麼一個環境下，你會有切身的體會，你的命運和國家的發展緊密相連，這是曆史形成的一個過程。”
正是因為這種理想主義，陳濤濤很自然的覺得，“清華作為top的院校，國家有了困難，就要沖上去”，“在學院的發展中，有一種使命和責任，要和學院一起努力去做”。
1998年，陳濤濤被學院送到MIT Sloan管理學院培訓一學期，“當時着急的不得了，一半以上聽不懂，回來怎麼給IMBA開課？”她找到Lester Thurow教授，說明了這種情況。Lester Thurow說：“每堂課下課後我給你半小時，你單獨來問我。”受益匪淺的陳濤濤至今仍然非常感激Lester Thurow慷慨的善意，“他畢竟是國際知名的國際經濟學大師啊！”回來後，一堂開給IMBA的課，陳濤濤要花整整三天時間，其中一天專門練英文，“當時課程的備課量特别大，因為本身不熟悉，又不能照搬；加上英文不熟練”。
陳濤濤對IMBA項目的付出遠不止這些。作為IMBA項目早期的負責人，她見證、參與了這一項目從蹒跚起步到日趨成熟。從項目設計、課程開發、運行維護到企業聯系，一切都需要摸索，幾乎所有的事都需要親力親為。陳濤濤甚至會去逐家拜訪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宣傳介紹這個項目，“那時根本就沒有CDC(職業發展中心)這個部門”。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投入，沒有一分錢，也沒有計工作量；現在，陳濤濤心裡還總會惦念，“就是老想看看IMBA發展成什麼樣，有好的起色，會特别欣喜。出現問題，會很遺憾”。
這樣的不計回報，陳濤濤卻不太願意接受“境界高”這個評價，“我們在清華讀書時的老師們都是這樣的，李子奈老師、陳章武老師、朱寶憲老師……我們好多同齡的老師也都是這樣的。我們的成長，和國家走的太緊密，不習慣抱怨太多”。她下意識的拒絕着一切可能的贊譽，“我隻是趕上了一個讓人振奮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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