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人們的生活”——訪清華經管學院外籍教授羅大衛
羅大衛一家在新西蘭,攝于聖誕節
上午9點50分,當我踏着上課鈴走入2010級IMBA班“運營管理”的課堂時,羅大衛(David Robb)教授已經在講台上站了二十分鐘。
提前一些來教室是他的習慣。這位新西蘭籍教授喜歡學生在課餘時間與他展開讨論。作為一位洋教授,這種交流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中國學生與他交流時難免語言與心理障礙,而記憶中國學生的姓名與面孔也成為他的挑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羅大衛将學生的照片與姓名裝訂成小冊子,每天奔赴課堂之前在地鐵上回顧這本冊子成了他的必修課。
羅大衛曾于1997年和2001年兩度赴中國執教,之後又于2007年正式加入清華經管學院。今年,已經是他與他的中國學生共度的第五個年頭。
“我不是到中國來賺錢的”
來中國之前,羅大衛和他的加拿大妻子都愛讀關于中國的書,也有一些非常優秀的中國朋友,這讓他們漸漸迷上了中國。和許多來中國的外國人一樣,更多地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成為了他們舉家來華時的願望之一。
和很多在北京這座繁忙的巨型都市生活的外地人一樣,“洋北漂”的生活有更多的艱難。國内研究者數據獲取難度很大;語言障礙也是實實在在的:不懂中文的羅大衛經常用谷歌翻譯看工作郵件;另外,凡事絕對“家人第一”的羅大衛始終把妻子和六個孩子安置在自己身邊。1997年來清華時,全家住在45平米的宿舍裡,逼仄而不便。搬去城北後雖然生活空間相對有所改善,卻要忍受上下班兩小時的奔波。然而當問及這些,羅大衛隻是靜靜道來,沒有一句抱怨。
訪問中,他反複提到的一句話是:“我不是到中國來賺錢的。”本來,他可以繼續兼任自己的商業咨詢工作。但他說,家庭和學院的工作是他的絕對主業,不願再分散有限的精力。
這個言談平實的新西蘭人,更在意中國帶給他那些簡簡單單的享受。他欣賞“陰陽”與“太極”中蘊含的相悖相生之美;他喜歡看中國人打乒乓球,有時自己也會來上兩局;他喜歡學院融洽的同事關系,也喜歡親眼見證學生的成長。他特意提到,觀察來院交換的外國留學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有些學生是來中國工作的,但大部分人都要從頭了解這個國家。我想對于中國人也是一樣吧。看其他人慢慢接受新事物是一件非常令人高興的事。”有一次,他的運營管理課堂上,有來自22個國家的30名學生。他至今對此印象深刻,并且把這種經曆看作在此執教的“福利”之一。
同時,中國市場也為羅大衛在運營管理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他說,過去自己對中國市場的了解實在太少。“(中國市場的)活力對很多西方人來說至今還是個神話。我的研究不光是建模,建模在哪裡都可以做。我還需要進行實務研究。我想了解中國的企業:為什麼一些公司成功了,而另一些表現不佳。中國存在豐富的研究機會。”
眼下,隻有一件事讓羅大衛難以釋懷——他的大女兒十八歲滿,再也不方便用父母的簽證留在中國。女兒自己舍不得父母,父母也舍不得這個“超棒的”女兒。但是,大部分外國人都選擇送孩子回國讀書。随着孩子年紀漸大,離家終于是不可避免的。一說起這件事,羅大衛平靜的聲音裡多了幾分無奈。
中國業界的未來:以顧客為中心
每一位在中國的外國學生和研究者,眼中的中國都不盡相同。他們各自的文化背景與學科積澱,為他們提供了審視新環境的獨特視角。
作為一位資深的運營管理學者,羅大衛對于中國業界的建議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服務層面還需要提高。”——這不僅包括服務産業的整體不足,還包括制造業中的對顧客體驗的關注缺失。
“過去中國消費者似乎不是太在意服務因素,但消費者也在飛快地發生變化。(比如)可能有人認為中國人均工資不高,因此在銀行多排一會兒隊也沒什麼,但随着人們收入的提高,事情就不一樣了……市場變了,迎合市場需求還是必要的。”羅大衛認為,消費者體驗對于健康服務、銀行、教育、非盈利組織等領域都至關重要。超市中結帳時的長隊,銀行中冗長的手續和漫長的等待時間……這些在北京随處可見的現象,在羅大衛看來,其背後都存在巨大的改進空間,而“創新”是改進的重要手段。管理方面的“軟創新”和技術方面的“硬創新”都會對提升服務水平有所助益。比如銀行可以通過精簡流程和手續減少每位顧客的等候時間,計算機技術和網購與遞送的發展可能改善超市的排隊問題。——事實上,超市遞送與網購定價,都是羅大衛目前的研究方向。
當然,技術的發展需要時間,很多公司——尤其是中小公司——在這些方面并不具備優勢。羅大衛認為,另一種提升消費者體驗的重要方法在于持有主動為服務對象提供“解決方案”的心态(Solution Mentality)。“消費者進入一家商超……他們要買的是商品,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想了解更多:比如商品的位置在哪,缺貨商品什麼時候進貨,其他地方有沒有這種商品出售。作為消費者,我走進商店裡,服務員告訴我缺貨的時候,我往往期待他們主動提供幫助,告訴我從什麼其他途徑購買或者有什麼代用品。” 即是說,通過深入了解服務對象的問題、意見與訴求,想得更全面,了解得更充分,可以使服務能力獲得充分提升。
強調服務與顧客,似乎是比較典型的西方觀點。但是,羅大衛強調,除去這些普适性的因素,他本人很反對中國凡事向西方看齊。在他看來,中國有些非常好的傳統,并不需要全盤西化,比如中國民間的高儲蓄率,以及中國重視工程、重視實幹的傳統,都是中國人應該為之“自豪”的事。
“我來這裡,是要改善人們的生活”
不是來中國賺錢的羅大衛,說自己來這裡,是要“改善人們的生活”。他認為,自己的服務對象是學生,也是将來可能雇傭學生的諸多雇主。
作為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的一位教師,羅大衛深信“商學院也要以顧客為中心”。首當其沖的顧客自然是學生。每次開課,他都會在第二、三節課上讓學生填寫問卷。“你認為講師語速快慢如何?”“你認為課程課業負擔如何?”“你認為課程内容深淺是否合适?”……還有很多學生,在講課風格、參考書、應試要求等方面提出各種問題與建議。回收統計結果後,羅大衛會在課堂進行公布,給學生以反饋。這個時候,相比講師,他更像一位顧客至上的商家,小心地聽取諸多意見,時時磨砺自己的服務。
除了這些,羅大衛還為他的學生準備了各種本地案例:全聚德、小肥羊、娃哈哈、蘇甯……案例庫中的本土案例不夠,他就處處留心,從各種刊物上收集,從研究過程中提煉。一位“運營管理”課上的國際MBA學生說:“這門課案例很多,很有收獲。很多班上的同學沒有太多工作經驗,但通過這些案例,我們可以輕松了解到什麼是運營管理。開課前大家對這門課的關注度明顯沒有對會計之類課程高,但現在興趣也漸漸變強了。……還有,這門課的老師很負責,内容很豐富,大部分時間講課内容都很實在。”除了課堂内容之外,他還組織學生參與實地考察,深入ABB集團、愛國者、奔馳、微軟、施耐德、燕京啤酒、英利太陽能等品牌的工廠,獲得與一線運營人員交流的機會。
除了學生,羅大衛也堅持要對學生們未來的雇主,甚至未來深造的接收學校負責,因為他們也是商學院的顧客。“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隻擅長運營。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學生必須是正直的人。我曾經和學生談起三鹿事件,低質的産品緻病又緻命。……事實上,這裡(商學院)也可能存在幾乎同樣的問題,比如抄襲、抄作業、假造證書資格等。其實這(和三鹿的做法)是一樣的:人們有時會投機取巧,無視事實和真理,為自己牟利。(默許這些行為)就像讓有瑕疵的商品流入市場一樣。……我認為,學生的正直應該始于商學院。”羅大衛覺得,教出敢于堅持真理,道德感強的學生才是自己的目标。與德育相比,商業技能的重要性反而要在此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羅大衛把這種“以顧客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也帶到了自己家中。他的幾乎所有孩子都在家接受教育。“這樣做效果不錯,”他說。“……如果中國想快速發展,在創新方面超越西方,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改變單一的、大一統的教育模式,提供更多量身定做的教育。……如果回顧過去幾百年的創新曆史,你會發現很多創新的推動者都不是經由統一教育成才的。”
以正直身教,身教以正直
訪問過程中,羅大衛動辄便會提到“正直”這個詞。
當進一步問及作為教師應該怎樣進行德育時,他幾乎未經思索便說:“要教倫理,首先是要樹立榜樣。教授們要成為學生的榜樣。”他認為,中國古代文化中師者身教以道義的傳統,為提倡這種教育方法提供了天然的優勢;身為教師,無論執教于什麼學科,都要在處理矛盾、評分把關、指導學生等方面公平公正、以身作則。
而以身作則對于羅大衛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生活中,他對于弄虛作假的事始終無法接受。執教之後,不乏有人請他在研究提案或論文上署名,如果他沒有參與研究,或是研究提案内容與實際不符,他便一概謝絕。“有人可能覺得這不可理喻,覺得我很傻,甚至會覺得我不領情。但是,對我來說,堅持正直比多發表幾篇文章更重要。無論在哪裡,如果失去正直之心,人就不可能發揮積極影響……工作、家庭、研究與教學,都是一樣。”
除了反對弄虛作假之外,羅大衛把“公平”兩字看得極重。他說,相對種族、性别、個人關系等因素,企業應該遵行“英才制(Meritocracy)”,即根據個人能力決定任免。類似的,羅大衛在面對學生時也會時時牢記公平。他會努力給予每一個學生同等關注。他注意到英語非母語的學生在英語課堂上參與度不高,便在評分标準中取消了課堂表現一項,以期鼓勵這些學生和英語國家學生一樣暢所欲言。“我打開學生的試卷時,都要從反面打開,或者閉着眼(避免看見姓名欄),不看他們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這樣我就可以沒有心理傾向地判卷。當然了……其實有點怪,中國人的字往往寫得比外國學生好。” 說到這裡,羅大衛笑了,“……我覺得我們應該‘盲目’一些。你知道,在正義的畫像上,正義手持秤杆,以布蒙眼。我們(對待學生)也應該一樣。”
如此堅持公正,自然不免判分偏于嚴格。言及這點時,羅大衛再次引述了他的“顧客中心”理論,表示自己不願讓不合格的學生通過測試,這對學生們未來的雇主——商學院潛在的客戶們——是不負責的。
當然,德育的内容非常廣泛,不僅包括正直與公平。說起現在的學生,還有一點讓羅大衛十分在意。“這裡現在變了好多。我97年來的時候,第一堂課上會讓學生寫下畢業後的願望,很多學生都會在卡片上寫‘去美國留學,然後回來報效祖國’之類;……但現在幾乎沒有人這樣說了。大部分人都說他們想在上海、新加坡、香港工作,沒有人說想去偏遠一些的地方,比如武漢、重慶、新疆。這讓我有些擔心……以前人們想改善别人的生活,但現在的人似乎有高薪就滿足了。我想,學生們的目标定的不夠高。”他說,物質至上在西方很普遍,看見太多中國人也在這方面趨于西化,讓他十分痛心。“身為教師,應該幫助學生樹立更高遠的抱負。”羅大衛平靜地總結道。
在一個學生送給羅大衛的擺畫背後,有這名學生留給他的一張紙條:“親愛的大衛:您是我此生最尊敬的人。感謝你為我的生活态度指點方向。(Dear David: You are the most respected person in my life. Thanks for guiding me the life attitude.)”這句話正像對羅大衛為師之道的回應。第一次讀到這句話時,一向平靜示人的羅大衛幾乎落下眼淚。回憶當時的感受時,他不像教師,不像一名服務者,反倒最像一位慈父:他對學生的學業認真負責,為他們的品德教育以身作則,并且,像為人父母一樣,為他們的每一點成長與感恩百倍地感動與自豪。
撰稿:張秋早
時間:201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