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在跨制度比較中産生的

——《東方企業家》訪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特聘教授 許成鋼

撰稿：黃锫堅

時間：2007年4月1日

采訪：黃锫堅 許宏

無論是作為當年的下鄉知青，還是今日的經濟學教授，許成鋼的思考和追尋，并沒有太多變化。或者說，他對世界一直抱有孩子般的好奇心。

40多年前，清華附中曾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而如今的清華園則成了政府要員和企業精英的黃埔軍校。冬日的一個下午，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經管學院的辦公室，許成鋼與我們談起往事，不知不覺間，天色已晚。

“小孩子的疑問往往和物理有關。我小時候很好奇，為什麼汽車一啟動，人就會往後面倒，而外面的樹木和房子都往後退呢？”幼年的許成鋼對各種自然現象充滿了疑惑。他的父親、科學史家，《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許良英沒有敷衍這些問題，而是把孩童的提問和物理學聯系起來，不斷刺激他思考。“這個過程對我影響很大。從小你就知道應該提問，知道對這個世界要采取懷疑和追問的态度，不是聽到什麼就信什麼。在那個年代，這很不容易”

許成鋼的語速很慢，即便回憶過去，也沒有太多的情感流露。他将事實與對事實的解釋作出清楚的區分，這與他的治學态度如出一轍。

許成鋼最為學界熟知的觀點來自比較制度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巨變，讓經濟學家們開始思考蘇東和中國的兩種轉軌模式。表面看來，中國的經濟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帶有試驗性的，在基層做很多很多試驗，做得好了，由上層來推廣。相比之下，在前蘇聯和東歐的某些國家，則是自上而下全面的休克療法。也有人認為，兩者的區别在于漸進與激進。

針對這個問題，許成鋼與錢穎一合作，提出了一個至今仍有價值的理論：中國和蘇聯東歐雖然表面上看都是中央計劃經濟，但是它們的計劃經濟組織形式上存在差異。中國是所謂的塊塊式經濟，就是以地區為基礎，而蘇聯是所謂條條式經濟，以專業部為基礎的，兩者組織的方式不一樣。這就使得在中國進行試驗比較容易，在蘇聯的體制下進行試驗行不通。

從某種意義上說，許成鋼的洞見得益于他的人生經曆。對中蘇的對比思考，幾乎有四十年的曆程。他是随共和國成長的一代，1967年從清華園中熱烈的争論中脫身，自願下鄉，來到東北的黑山白水，研究農村社會，自學馬克思的《資本論》，苦苦思索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新階級産生的根源。

因為與好友通信探讨理論問題，許成鋼被打成反革命，被批鬥，并遭關押。他以為自己會一輩子留在那裡度過餘生。“那是中蘇邊界上的綏濱農場，南頭是松花江，北頭是黑龍江。我以為這一輩子都是反革命，别說出國，能夠回城進入高等教育都是不可能的事。我的一切自學，都隻是為了理解，為了好奇，沒有别的目的。”這些想法根深蒂固，後來進入社科院，甚至到美國哈佛大學，師從轉軌經濟學大師科爾奈，許成鋼仍然懷着同樣的疑惑：社會是怎麼運行的，經濟制度是怎麼一回事。

回到北京，許成鋼放棄了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念頭，一舉考上了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機械系的研究生。從清華拿到計算機輔助設計的碩士學位後，機緣巧合，他回到了經濟學，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計量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并在1984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赴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從1991年到現在，他一直任教于英國倫敦經濟學院，1998年獲終身教職。

在采訪中，許成鋼興奮地談及倫敦經濟學院對他的感召力。“一群不同行業的人喜歡在一起侃，都是普遍的知識分子，沒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就是享受聊天，這種享受就包括他對世界的認識、他的理念。倫敦經濟學院的這種氣氛，對學術和藝術發展來說是特别好的環境。”

在同樣的思路中，許成鋼多次提及學術分工的利與弊，“競争就要評判嘛，評判就需要一個标準，隻有劃分為很窄的領域才能評判。所以，大家全都跑到特别窄的格子裡去。但對世界的認識，是必須打破界限的。”在轉軌經濟學的地圖上，他的足迹遍及鄉鎮企業、經濟組織、轉型經濟制度和金融理論等多個角落。近年，他的視野擴展到法與經濟學，這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他提出的不完備法律的概念，為研究司法制度對經濟的影響提供了分析框架。

也許是因為有自然科學和工程方面的知識背景，許成鋼更傾向理解世界，而非改變世界。在評價另一位經濟學家楊小凱時，許成鋼說，“他更直接的卷入政治探讨，而我則偏重理解本身。”他認為，這涉及一個人對知識的态度。“這可能跟我有工程、物理方面的背景有關。因為，在物理上、工程上，你絕對不敢說沒有把握的東西。”

90年代初，從英美回國的易鋼、張維迎、林毅夫、海聞等人，在北京大學籌劃創建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10多年後，從清華畢業的錢穎一、李稻葵等人又在清華創建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許成鋼也成為清華經管學院的特聘教授，每年回國講學5個星期。

這些留學歸來的經濟學家，是否在心底裡承擔着某種責任呢？對于這樣的提問，許成鋼堅持着自己的原則：“我不認為我能代表任何别的人，我也不覺得有使命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我關心的是認識這個世界，我對這個世界有很強的好奇心。”

訪談

思想導師

《東企》：說說你在哈佛大學念博士的導師馬斯金(Eric Maskin)和科爾奈(Janos Kornai)吧。

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爾奈是匈牙利經濟改革的設計人。在匈牙利改革的過程中，他最早對自己設計的方案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後來他很失望，眼看着自己設計的改革并不成功。在這個過程中，他了解到很多更深入的問題，比如說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觀察和提出的。他當時在哈佛講這個課，我當然特别感興趣。因為我進入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本就不是為了做學術、做教授、發表一本書，而是想要理解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情。這個初衷一直沒變。科爾奈的講課，我覺得特别刺激，因為他是最懂得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而我一直做夢都是想要理解社會主義制度是怎麼回事。或者說，制度到底是怎麼回事。

《東企》：那馬斯金呢？

許：馬斯金最突出的貢獻是将博弈論引入機制設計。在他之前，機制設計最重要的學者是利奧·赫維茨(Leo·Hurwicz),田國強的導師。機制設計此前隻是從中央計劃者(Central planner)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在這個機制裡面，誰是中央計劃者呢？最後怎麼執行？于是，你隻能寄希望于上帝給予一個完美無缺的計劃者，全世界才有幸福？否則就糟了。

而馬斯金在這方面有重大的推動，他認為并不需要一個中央計劃者。這裡談的博弈理論，都是Non-cooperate的博弈，就是不合作的Player之間的博弈。就是說，我們不需要一個中央計劃者命令人們去怎麼做，而是設計好一個機制，這些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作事情，在這個機制的引導下行動。

我之所以選中這個領域，因為它正是我所關心的制度問題。不同的社會制度引導人去做不同的事情。即便比較好的社會制度，也是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人可能比較守法，不去欺騙别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也把利益帶給他人。但在壞的制度裡，人們要去欺騙别人，或者去敲詐，甚至用暴力去掠奪别人等等，這是不同制度的安排。

我年青時候讀馬克思無非就是為了弄懂這些問題。後來才知道有更現代、更精确的工具去理解這些現象。從比較抽象的水平上來說，前前後後是聯系起來的。

倫敦傳統

《東企》：為什麼畢業後會選擇去倫敦經濟學院教書？

許：因為這個學校有特别的傳統，世界上這樣的學校隻有少數幾個。倫敦經濟學院的曆史很短，比清華長不了多少。清華号稱中國最老的學校之一，倫敦經濟學院則是英國最年輕的學校之一。它是著名的改良主義團體費邊學社建立的學校。如果你讀過馬克思，就知道馬克思一直在跟費邊主義鬥争。因為費邊主義是改良主義，所以從馬克思角度看他們太溫和，但從資本主義角度看，他們是激進的。一群激進派造出這樣一個學校來。

從英國傳統來說，英國傳統的精英不在劍橋就在牛津。但是，這群激進左翼的精英知識分子說“不”，你們那裡是貴族的，我們要建立一個平民的學校。外界以為，這是一個左派的學校，因為費邊學社是左派，但實際上這個學校既是左派的搖籃，又是右派的的搖籃。當代我們所認識的最有代表性的右派大思想家，幾乎全起源于這個學校。如今我們都講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的馮·哈耶克（Friedrch Von Hayek）、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都來自這個學校。凱恩斯主義是左派，凱恩斯主義的大本營在劍橋，但凱恩斯主義真正起作用、向經濟學界做推廣的，不是在劍橋，而是在這個學院。凱恩斯主義最重要的兩個人，一個是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一個是保羅·薩缪爾遜(Paul Samuelson)。薩缪爾遜的大量工作是受希克斯的影響的。希克斯就是倫敦經濟學院的。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段，從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這個學校有多位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包括科斯、哈耶克、希克斯，Arthur Lewis, James Meade，Merton Miller等。七十年代George Akerlof與Amartya Sen也都曾在此教書。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了八十年代末，後來逐漸下降。此外，倫敦經濟學院還有三位校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位校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實際上，在我從哈佛畢業時Amartya Sen是力勸我去倫敦經濟學院的主要老師之一。

《東企》：這跟當時英國比較開放的社會氣氛有關麼？

許：對，絕對是。主要是因為倫敦的狀态，倫敦是一個歐洲城市，而牛津劍橋是英國的地方。歐洲都市和英國農村是很不一樣的。英國農村、牛津劍橋是英國貴族待的地方，相當排斥外來人。在牛津劍橋，很少外國人。而倫敦從來就是外國人集中的地方。比如古典音樂裡兩個特别重要的人，一個是海頓，一個是亨德爾，他們一生的主要成就都是在倫敦完成的。包括馬克思，也特意選擇了在倫敦作研究，而不是德國。因為他要研究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最發達是在英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受英國影響，他想知道原汁原味的資本主義是什麼樣子。而馮·哈耶克的一切重要思想，都和觀察英國的曆史聯系在一起。他是一個歐洲大陸的人，他要拿英國曆史和歐洲大陸作比較，才能幫助他理解制度怎麼回事。思想就是在跨制度比較的時候産生的。

《東企》：你曾經說過，歐美教育制度有三種傳統，英國的、法國的和美國的。那倫敦學院算是哪種傳統呢？

許：倫敦經濟學院是英國的傳統，但又不是英國的老傳統。英國的老傳統一定是牛津、劍橋。倫敦經濟學院是一群左派弄出來的，所以更是倫敦傳統。其實，倫敦傳統不光是倫敦經濟學院，從20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70年代，整個倫敦有一個特殊的傳統。如果你看一些文學圈的閑情逸事，會發現有個圈子叫布魯姆斯伯裡(Bloomsbery)，包括文學家弗吉尼亞·沃爾夫、經濟學家凱恩斯等人。這裡離倫敦經濟學院隻有兩個街區。所以，倫敦經濟學院的特點不隻是這個學院，而是整個城市的特點。這個城市就沉浸在這種環境裡。

一群不同行業的人喜歡在一起侃，都是普遍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限定在一個行業裡面，沒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就是享受聊天，這種享受就包括他對世界的認識、他的理念。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很多歐洲城市都有這種精神，不光是倫敦。你看愛因斯坦的早期經曆，他自己說，他早期一些重要的工作是同一群各個領域的人一起讨論緊密相關。在啤酒館裡，天天侃，有哲學的、物理的、數學的、天文的、甚至文學的，天南海北、海闊天空的侃。他說，那個氛圍對他的影響最大，而不是學術的seminar。

傳統上倫敦經濟學院也是這樣的氣氛，不是專業分得很窄。這樣的氛圍對學術和藝術發展特别有利。

競争與學術分割之弊

《東企》：你在那邊的研究，是不是也和其他領域的人瞎聊呢？

許：我是很喜歡這種跨領域的交流。因為當一個學科發展得很成熟的時候，它會劃分得很窄。對這種人為的劃分，我們必須知道它的好處和壞處。但不幸的是，現在大家都隻是看到它的好處，甚至連好壞都不分，隻是被這一事實或制度所約束。這極其不利于學術、藝術的發展。

《東企》：您曾在《比較》雜志上有一個談話，認為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認識世界，而不是為了在競争中出人頭地。

許：對，學術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推動認識。在這個過程中，競争是有益的。但是，至少在兩個層面上，競争會帶來一些壞處，一是競争自身的慣性會阻礙人的認識，一是競争與人為設計的很窄的領域相聯系。因為競争就要評判嘛，評判就需要一個标準，隻有劃分為很窄的領域才能評判。所以，大家全都跑到那個格子裡去了，無法打破界限。但對世界的認識，是必須打破界限的。不打破，許多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以企業治理為例。和它有關的學術領域包括合同理論，這在經濟學院裡；有公司财務，這放在商學院裡；有公司法，屬于法學院。傳統上在經濟系、商學院、法學院的學者之間互相幾乎不說話，文獻互相都不認可。我是經濟系的，如果我在法學雜志上發表一篇論文，别人會說，你這是什麼文章？垃圾吧？沒本事在自己的地方發文章，才去法學刊物發。

但是，如果你去同有見地的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談學術成就與實際工作的聯系，他會覺得很荒唐，企業治理的實際工作是不能這樣按學科分開的。經濟學領域大家都以美國馬首是瞻，但是，就拿公司治理來說，美國學者對美國公司的治理情況并不清楚。因為學術領域是分工的，但實際工作是混在一起的。有幾個經濟學家懂得公司法？有幾個商學院裡做公司财務的明白公司法？又有幾個公司法的專家知道公司财務呢？

在實際生活中，這些問題都是混在一起的。高管使用的鬼招都是不分學科的混在一起用的，而學者是按領域分的。你說某學者在這個領域裡是世界第一，但如果這個第一隻是發表很窄的領域的論文的篇數大，那有什麼用呢？關鍵在認識問題，你需要的是真正明白這件事。

安然事件對美國的财務界、證券市場、法律界、會計界等都是重大沖擊。安然事件發生後，美國的法律界、公司财務界，分别開了很多學術會……偶爾也開過幾次綜合性會議，大家坐到一起才發現，互相之間真的不明白。對于自己領域裡的常識，跨領域的學者可能根本不明白。

中蘇比較

黃：你最近做了很多法和經濟學的研究，從哈佛到現在，你的研究興趣有沒有一個大緻的變化脈絡？

許：法和經濟學是我最近七年的興趣。但是，在一個比較抽象的水平上，我的基本興趣一直沒有太大變化，我關心的是基本的社會制度，而不是經濟學某領域規定的某個問題，我一直不把自己限制在某個領域裡。

《東企》：你對前蘇聯和中國的轉軌做過一些比較研究，休克療法中一些不切實際的做法引起你的一些反思。談談這方面的心得。

許：中國和蘇聯東歐的對比，一直是我關心的問題。其實，這份關注可以追回到我的青年時期。十幾歲時，當我在中蘇邊界的農村研究資本論、思考文化革命的規律和社會主義制度時，就在考慮中蘇比較。那時候我還想學俄語，但是不敢學，在中蘇邊界學俄語，當時中蘇随時可能開戰，可能被說成是特務。但是我還是看了大量翻譯的關于蘇聯的資料，所以我對蘇聯一直刻意了解，我研究的對象經常同前蘇聯相關。這都和我以前積累的背景知識有關。

80年代，兩國經濟出現轉軌，就更有意思了，而且條件也有了，所以我對他們做了大量的對比研究。這裡的對比并不是國與國的對比，而是制度的對比。

《東企》：就是條條和塊塊的區分，和錢穎一合寫的嗎？

許：還有另外一篇，也是我和錢穎一合寫的，關于軟預算約束和研究與開發的。為什麼蘇聯在某些領域發展得很好，但是計算機領域卻很差？為什麼市場經濟在計算機領域能夠很好的發揮作用？一些基本想法其實在我出國以前就有了。如果你看過《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編輯），會發現我寫的章節。我當時的許多分析現在仍然有效。當時提出的隻是基本想法，後來有了經濟學的幫助，變成了一個更透徹的理論。

《東企》：基本分析是怎樣的？

許：當你碰到一個有高收益的項目時，你同時要考慮到它的高風險，你得決定做還是不做。研究與開發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風險特别高。這個風險可以高到你決定做與不做的時候，你對結果幾乎一無所知。當你對可能的結果一無所知時，你的最優選擇可能不是事先做判斷，而是做着看，走一步，看一步。

既然要做着看，就應該做各種探索，淘汰壞的留下好的。在市場條件下，可以這麼做，因為市場自身有淘汰作用。但是在中央計劃經濟條件下，你沒有辦法在剛開始做很多探索，然後逐一淘汰。所以，你一開始就拼命去決定哪個方向更有可能成功。如果在這個領域你的知識準備比較好，事先可以判斷，你就會做得比較好；但是，如果這個領域事先無法判斷，那麼你一定是做不好，甚至是一個災難。蘇聯的電子及計算機領域的失敗是很好的例證。

《東企》：可以延伸一點，比如日本在80年代曾經制定了開發第五代計算機的戰略，但美國卻弄了個互聯網出來，技術走向另一方向了。

許：我當時寫的章節就提到這些。那是1983年寫的，1985年出版。當時互聯網根本不存在，很多人都說日本在計算機方面會超過美國，但是我認為不可能。因為日本試圖事先計劃未來計算機的發展，而計算機的發展方向是無法計劃的。你事先不知道它的未來，怎麼去計劃呢？你的計劃一定失敗。當時寫這個章節的時候，不知道後來還會有這麼多故事。當時不光互聯網，連PC（個人電腦）都沒有，隻有大型機。

法與經濟學

《東企》：您最近幾年的研究集中于法與經濟學，能不能簡單談談這個學科的發展。

許：法和經濟學，在國外正式成為一個領域是60年代的事，是所謂的芝加哥學派開的頭。其實，亞當·斯密的書裡面就有大量關于法律的讨論，馬克思更是如此，他本身就是一個律師。所以，曆史上經濟學的讨論跟一直法律不分開的。但不幸的是，後來學科分割，把法律跟經濟學給切割開了。此後大量的經濟學家對于法律都不甚了解，隻有個别人有一點點知識。到60年代又合起來，就是試圖讓大家互相了解。但是在目前，這個領域的人很少有經濟學家，大都是法學家。在美國，一些拿了經濟學博士的人到法學院去從事這個領域的教學研究。而在西方最強的經濟系裡面，經常不存在法律經濟學的教授，強勢的經濟學勢力把他們都趕走了。

《東企》：我看您去年在《比較》上有一篇文章評價中國股市，特别是拿中國與俄羅斯做比較，認為配額制有它的價值。現在，中國股市又過一個階段，股權分置問題基本解決了，現在你對于中國股市有沒有新的看法呢？（配額制是指地方政府與中央有關部門通過激烈的讨價還價，以确定每一地區每年發行股票的配額。）

許：其實我的主要目的倒不是配額制，我要講的是講證券市場的監管，證券市場的發展必須要有相應的司法體系，要有監管。給定中國的司法體系特别弱，監管極其困難，那麼中國證券市場早期是怎麼發展的呢？配額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最近十幾年裡，中國的司法制度完善得非常快速。

《東企》：這個觀點有數據支撐麼？

許：有。給一個最簡單的數字吧。中國的《行政訴訟法》出台後，老百姓可以告官，最高人民法院有一個統計。從90年代後期到現在，全國有100萬件的民告官的案子，其中有30萬件案子，老百姓赢了。這本身就是司法體系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

當然中國司法體系問題仍然特别嚴重，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獨立問題。證券市場現在的大發展，最明顯的原因，是過去大量國有股不流通的問題有所解決，還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得特别好。就整體上來說，整個經濟前景不錯，隻要證券市場不犯重大錯誤，證券市場應該是會發展的。整個證券市場的發展，必須特别快的加緊司法制度的完善和監管。除此之外，沒有别的辦法可以幫助證券市場發展。我們提到的配額制，隻是一個早期的輔助器，它的曆史使命已經結束了。

《東企》：許多人喜歡将今天的中國和美國的某一個階段的股市來類比？你們會做這種比較麼？

許：剛才提到中蘇對比。其實這些年來，我很注重對美國的了解和研究，我經常思考美國的制度。從證券市場的發展看，美國不存在和中國現在相似的階段。原因很簡單，美國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從一開始其司法體系就很健全。英國人把整個司法體系帶過去了，在證券市場建立之時，雖然沒有監管，但有相對好的司法體制，相對完備的法律。而中國建立證券市場時司法制度基本不起作用，甚至許多基本法律尚未建立。所以，美國沒有和中國相似的證券市場發展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