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清華經管學院人力資源與組織行為學教授。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集中在人力資源管理、轉型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組織理論、人事管理經濟學等。
哈佛時光
1989年,哈佛校園。初春的陽光、古樸的建築和新綠的草地已經為哈佛吸引了不少外來遊客,有幾個人正在校園裡最有名的雕像、位于白色行政大樓前的哈佛雕像前留影。約翰·哈佛的雕塑坐在椅上,右膝放着一本大書,身穿大衣,眼睛注視前方,作沉思狀。在周日的上午,個子高高、略顯消瘦的王一江快步走在去圖書館的路上,腦子裡還習慣性地想着上課時教授提出的一道經濟學的證明題。
“他們也許不知道,雕像的模特并不是建校者哈佛本人,而是他過世後雕塑家找來的一個青年人。底座上的建校時間‘1638年’也錯了,應是1636年。但是,很多東西的象征價值完全遮蓋了其本身的瑕疵。”王一江剛來到哈佛時,曾經興奮地花了兩天時間逛校園,細細欣賞這裡的一切。
來到哈佛,王一江不禁感歎于她的美麗:藏書1000多萬冊的圖書館、歐洲風格的鐘樓、現代氣派的商學院。随着對這所百年大校的熟悉,王一江才領悟到:名校真正的美麗在于其中的名師、名課、名生,而校園美景早已不再新奇。
在哈佛競争激烈的學習環境中,王一江稱自己還不是最刻苦的一個:早上一般六點半起床,跟大多數同學一道拿着咖啡、牛奶等早餐到教室裡,一邊看資料一邊吃,一天幾乎都泡在教室或圖書館裡。在王一江眼裡,刻苦不在于延長時間,而是少去玩,除了吃飯、睡眠、必要的運動外,都要用來學習和思考。“不能分心做其他任何事情,要整天、整月、整年都在思考經濟學,很辛苦。每堂課幾乎都覺得有欠賬,沒有弄懂,似乎是在一直向前走一條走不到頭的路。”王一江回憶起自己在美國求學時的日子,感慨地說道。
“好在有如此衆多的優秀學生互相趕超,才讓我有動力繼續走下去。”讓王一江印象最深的,就是哈佛鼓勵并指導學生合作。在這裡,學生們被分成小組共同研究問題,而且經常是不同國籍的學生搭配組合。此外,同學、老師們聚在一起喝下午茶也成為是哈佛經濟系深受學生歡迎的傳統:每到下午三四點鐘,學院秘書就會準備好茶點放在學院的一個會議室。老師、學生都會過去邊用茶點邊聊天。平時很難見到的大教授這時也會過來用茶點,這種方式給予學生們一個很好的同大師交流的機會。
雖然老師出色,但能否學有所成,關鍵還在于學生們自己。“沒有必要盲目崇拜某個大家,主要是弄懂經濟學的原理,學一種方法,而後自己做大量的分析。就像下棋一樣,不是總要看李昌鎬、馬曉春怎麼下,而是要自己來練習。”對于學習的方法,王一江有着自己的方式。然而,提起當年在哈佛的同學,他的眉宇中不由顯出一分自豪:“不管什麼專業、院系,當時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同學,現在有很多都已享譽世界了。”
低調的經濟學家
如今,王一江也已從一名初露頭角的哈佛學子,成為了一名在經濟學和人力資源學界有所成就的教授。近年來他就中國國有銀行的改革、國家制度與經濟發展關系等發表的卓而不群的觀點,在業内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這位學識淵博、語速緩慢的湖南人,在國内學術界卻并不愛張揚。王一江對此淡然一笑,“我不想出風頭,隻是在該說話的時候講出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
身處海外的王一江,一直心系中國國有銀行改革。2003年11月,王一江參加了由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主持召開的“美中關系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高層讨論會。作為與會者中僅有的幾名經濟學人士,在會上,針對中國國内當時呼聲高漲的将衆多領域向民營企業開放的問題,王一江提出了反對的聲音,他說,“我反對以民營企業為主來改造中國的銀行業”。這個觀點随即被傳回國内,并引起了國内媒體的廣泛關注。王一江也因此成為第一位對此潑冷水的專家。
王一江對此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認為,銀行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必須考慮到它的風險和信用等問題,“分析問題,不能隻是說行或不行,我們還要想到可實施的過渡方案”。正因如此,王一江在對銀行業向民營企業開放說“不”之後,随即提出了在國有銀行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引進外資和戰略投資者的方法。也就是“通過引進外資戰略來推動中國銀行(行情論壇)業改革”。如今,在中國幾大國有銀行的上市中,大都采用了這個方式,而在中國銀行業改革時,這一方法也成為普遍接受的一種标準做法。
除了對銀行業的改革在關鍵時刻“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在學生時代就深受著名經濟學家曼昆影響的王一江,如今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有着自己的感悟。就在今年,王一江根據在國内講話、研讨的基礎上,完成了一篇數萬字的學術論文——《國家與經濟》。在文中,他針對國内近期發生的情況,有感而發,提出了三組相關的概念:國家的雙重身份,也即國家既是具有消費和生産功能的經濟人,也是經濟規則的制定者和強制執行者;三隻手,即看不見的手、扶持之手和掠奪之手;國家的本質兩難,即國家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具有足夠的強制力,去做它該做的事,但國家又不能過分強大,以緻于它可以不受約束,濫用自己的強制力。
以這三組概念為分析框架,王一江闡述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種作用既包括促進經濟發展的好的一面,也包括阻礙經濟發展的壞的一面。他認為,國家占有和支配的資源太多,就會成為一個不利于經濟長期和穩定發展的因素。現代國家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存在制約和平衡的機制,使國家在積極有效地發揮它應起的作用的同時,無法濫用權力,成為掠奪之手和尋租之源,阻礙經濟的發展。這種制約與平衡的機制,就是法治與民主。站在曆史的高度,以世界的視角和動态的角度來看,現代國家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關系,往往始于充分利用傳統體制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使經濟能在傳統體制下獲得初步的和盡量充分的發展。因此,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不失為明智有效的第一步。
“兩種不懂的人”
王一江在國内外教學多年,教過歐洲、美洲和亞洲多個國家的學生。對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國學生,王一江對他們的學習态度和方式有着自己的感觸,并對中外學生的特點有着自己的感悟。
在王一江看來,現在國内的一些EMBA學員,“走進課堂感覺自己是顧客,并抱着一種‘上帝來了’的态度去學習。他們抱有玩的心态,要熱鬧,就想聽一些新鮮事。”但王一江認為,“其實像我們掌握的知識,越實用淘汰就越快,學習應該掌握那些能夠幫助一個人進一步學習的技能,而這些就是基礎知識。”
和國内EMBA學生相比,王一江認為,自己曾經教過的維也納經濟大學華沙經濟學院的EMBA學生有着很大的區别。“中國的EMBA最大的好處就是學員層次高,基本上都是帶着問題來學習的決策者,學到的東西他很快可以拿來用。而歐美的EMBA的學生大多數是有相當工作經驗但還沒有到高層的人。”盡管在學員構成上有着獨特的優勢,但王一江指出,歐美學生在學習的思維方式和态度上還有值得國内學生學習借鑒之處。
首先,歐美人的思維習慣非常理性,你跟他講道理的時候,一步一步講下來如果非常到位的話,會讓他感覺非常有味道,也很有意思。“他們喜歡總結出一般性的規律,他們學習時是偏理性地學習,強調基礎,強調思索一般的規律,而中國人往往比較浮躁,學習的态度還是比較欠缺。”第二個本質的差别是态度,這一點美國學生表現得尤為明顯,給王一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國人講話謹慎。“西方人認為,人再聰明,在上帝面前都是什麼也不知道的,知識再多、再有能耐,自己都是很渺小的。中國人不這麼想,很多成功企業家在很多時候會是一個趾高氣揚的态度,并會把這種态度帶進課堂。”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美國的一個學生上課要提問,他認為老師講得不對的時候,他通常的提問方式是先說“老師你是不是這個意思?”他把你的話、你講的意思用他的話重複一遍,然後問,“我這麼理解你,什麼地方有漏洞,是不是我哪個地方沒聽清楚”,特别委婉,“他從懷疑自己開始”。
對于中國學生當下的心态,王一江想起了他剛進哈佛讀書時一位經濟學大師講過的話。“當時,制度經濟學大師加爾布雷斯給我們做報告。他說世界上隻有兩種人,一種就是什麼都不懂的人(those who don’t know),一種是并不知道自己不懂的人(those who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
後記
和國内很多經濟學家不同,王一江并沒有刻意把自己的觀點歸為經濟學的哪一學派。但王一江并不願追随這樣的“潮流”。在他看來,“國外大多數經濟學家認同的理念已經超過99%,他們争來争去的就是1%的問題。”王一江說,“差别隻在1%這裡,但就某一兩個具體的問題,國内有的人把它說成好像是很大的矛盾差别,這是個很大的誤解。西方經濟學認同的問題,遠遠超過我們在國内的人能夠想象的程度。”
王一江以著名的亞當·斯密那句“市場是看不見的手”的論斷為例進行了解釋。亞當·斯密所說的“一定要以市場為準則來調節各方面的經濟關系、供求關系,市場也可以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和福利的最大化,這是西方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接受的”,盡管現在大家反複說凱恩斯主義,談到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結果,這其實是大家都在共同承認了亞當·斯密90%理論的前提下,再讨論剩餘的10%,即讨論如何解決信息不對稱産生的交易成本;等到這10%的部分也被大家認同了以後,又有人提出一個在現有理論下不能解釋的新問題,大家又集中在1%的問題上進一步讨論。所以,“要歸類的話,我們都屬于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範疇”。王一江認為,“在國外學習了那麼多年,我們隻不過是找到了一套好的工具,一副好的眼鏡,在今後我們看一個問題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方法。”
多年的西方學習與工作經驗,尤其是在西方的生活體驗和濃烈的人文氛圍,讓王一江心态平和與謙遜。在他平緩地說出一些道理的時候,每每會讓人的心靈為之一顫。他說,在西方的生活讓他意識到,“一個人再博學,和世界上已有的知識、将要發現的知識相比,那隻是滄海一粟,我們都是無知到極點的人,我們之中最博學的人也是無知到極點的人,和那些真正的無知到極點的人相比,我們強不了太多”。
在采訪臨近結束前,王一江以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作為結語。放在本文的最後,也别有一番意味——“我們要認識宇宙和世界上的種種道理,在上帝的眼裡看來,就相當于我們看到一隻蒼蠅和一隻蚊子想認識我們看到的世界一樣,最聰明的蒼蠅和最笨的蒼蠅,它們認識的差别,在我們眼裡都是微不足道的。”
本文轉自中國經濟網(2007-08-16 13:25:30),轉載時略有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