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調的華麗
——訪技術經濟與管理系副教授高旭東
不出所料，高旭東老師今天的确穿了一件橙色的T-shirt。并不是我能掐會算，而是高老師從今夏起偏好橙色造型早已風靡整個經管學院。“這樣的衣服我有五、六件呢，平時對穿衣服沒什麼講究，舒服就好，合适了就不願意再換别的樣子。當然，在商學院當老師，也不能太邋遢。”
對學者的印象，大多對學問癡迷，對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也有别緻的執拗，例如除了衣服的款式和顔色，還有辦公室獨特的布局。高旭東老師辦公室的布局成環形排列，被“知識”包圍，即最外一環擺的都是書，隻不過除了整面牆的書架以外，還有圍成圈的紙箱，這些是高老師從波士頓運回來的材料和書籍，據說有整整28箱。第二環是家具，兩張拼成直角的辦公桌，上面除了電腦以外，還是書，包括鍵盤和鼠标底下。還有一個家具是張簡易床，整潔幹淨，若幹本書占了半張床；最裡面一環正好夠擺兩把椅子，坐我們兩個人。
教育路途：一帆風順
高旭東老師撓頭笑笑，略感抱歉地說：“從小到大沒什麼特别的事情發生，感覺也沒什麼可講的。”“那咱們就先從學習經曆談起吧！”按照慣例，我選擇了一個比較大衆的話題。
“我出生在山東，上小學的時候是在文革後期，應該說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然後是1978年讀初中，當時的學習環境很好，受到的教育也很完整。我對數學和物理特别感興趣。除了平時做作業以外，還經常做一些課外作業送給老師批改，樂此不疲，老師也很願意幫這些學生做課外的提高。”高中時，高旭東遇到了另一位對自己影響很大的數學老師。這位數學特級教師四十出頭，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課講得非常好。假期的時候，從班級裡面找了幾名同學下課後或者周末到他家裡做數學題，進行課外輔導。可能這就是所謂的“開小竈”吧。做完題的休息時間，學生們出去打籃球，老師就去買吃的回來帶給這些孩子。談起這些，高旭東老師說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和這位老師的感情：“總之就是感覺特别好”。
講很多故事的時候，高旭東老師都會笑着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本以為是謙虛或害羞，當聽了這個故事，我開始相信高老師可能是真的不太擅長這樣的表達。初中時，有一次高旭東獲得了全區數學競賽一等獎，另一所學校想請他去做演講，介紹一些學習經驗。思前想後，高旭東還是不知道應該跟大家講些什麼，于是，班主任給高旭東寫了一篇發言稿，他在去外校演講的時候，念的竟是老師的手稿。
高考報名時，高旭東想學管理方向。“那個時候的大環境是正值改革開放早期，工業方面的改革剛剛起步，畢業以後可以去管理一個工廠是大家腦海中最好的職業概念。”班主任告訴他：“想學管理，哈爾濱工業大學（以下簡稱“哈工大”）是最好的學校。”那裡，也是傅家骥等老師的母校。
對大學的印象，高旭東老師首先提到的是吃飯：“哈工大給我很多印象深刻的回憶，比如吃飯吃得好。”當時哈工大的校長是楊士勤，他說了一句話：“同學們一定要吃好飯才能念好書。”八十年代，全國的糧食實行固定比例的配給，印象中大米所占的比例是30%，而無論是南方人北方人，同學們都比較偏向于吃大米。學校專門雇卡車到錦州等地購置大米，雖然社會上米面比例很固定，但是在學校裡同學們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有些班級下課晚了，食堂裡剩下不太多的飯菜，校長就建議食堂按時段分批開飯。“那時年紀小，不懂事，我們不少同學都認為，校長應該是一位重量級的著名授級，而楊士勤校長當時是以講師的身份當上的校長，開始覺得不可思議，但是他做得非常好，做出的成績确實讓人信服。”
校園樂事：調研實踐
大學和研究生階段有很多接觸社會的機會。入學第一年，高旭東老師家鄉淄博市組織暑假實習，幾個學生分成小組，到全市各個企業去調研。
“我被分在了在機械組，短短的假期裡，至少跑了十多家企業。雖然才大一，專業知識非常非常少，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增長了很多見識。例如，有一個企業做的真空産品，用在航天方面，但是有關技術也可以民用，企業還告訴我們，憑它們的技術，在整個華東地區都會很有發展。以後還又跑到這個企業作調研。”
後來到長春一汽實習，整個企業裡，感覺不出領導和工人的差别。“當時的廠長是耿昭傑，廠長愛人也和我們一起吃飯，工作，威信很高。一汽将老解放改造成141新型車。那個印象非常深刻，見到了大工業是什麼樣子。”
雖然學的是“工業管理工程”但是主要是工科的内容，機械原理，機械零件，機械設計，理論力學，材料力學，電路等等，還要求設計一個渦輪蝸杆之類。我感到形容有些枯燥，并質疑這些與原本構想的“學管理”是否天淵之别。“沒有任何心理上的落差，工程方面的基礎對于學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高旭東老師的回答很幹脆。
1988年，高旭東于哈工大畢業。在畢業紀念冊上，校長留言：“哈工大人要永遠站在四化建設的前列”。高旭東老師說這句話一直激勵着他到現在。學校踏踏實實做學問、注重實幹的精神也為個人賦予了一種個性。“國家在非常困難的時期，建立了這所學校，并為學生創造了很好的學習實習條件。我們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應該好好學習，回饋學校和國家。不知道現在的學生是否有這種對學校和國家的感情。當時我們不但不用交學費，而且國家還會給很多獎學金。我曾經獲過一次全優獎學金，拿到600塊錢。當時每個月的生活費也不過50塊錢，600元無疑是一筆巨款。”
高旭東選擇了哈工大畢業後繼續讀碩，目标是人民大學的工業經濟方向。“人大的工業經濟實力很強，考研有困難是肯定的。但是無所謂，平時做事也是一樣，決定了就去努力做呗。”當年人大工業經濟碩士招收20人，報名人數有700多。而且應屆生報考招收受到很多限制，由于應屆生沒有工作經驗，很多學校和專業不願意接收應屆生。高旭東考上的那一年，一批人中隻有包括他在内的三名應屆生。
“在人大，沒有人會告訴你應該去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但是會提供給你很多機會去選擇。而且鼓勵學生出去做調研，這種研究方法我一直堅持着。”1990年做畢業論文的時候，學校為學生提供出差費用，實習地點可以自己進行選擇聯絡。“那個時候很大膽，決定去青島、煙台、濰坊調查一圈。到了青島，就自己跑到市裡拿出學校的介紹信，再讓他們幫忙聯系市裡的工廠。很快，我就到了青島電視機廠，廠裡安排了一些人員給我介紹情況，掌握了很多實際知識，再根據所學的東西，寫出了一系列比較有意思的論文。”
實習後，高旭東寫了一篇題為《建立一個集中統一的經濟管理體制》的論文，遭到很多人的異議，題目就與當時的社會大氣候不一緻。八十年代末期以後，正值倡導讓企業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作為一名學生提出建立相對集中的體制無疑不太合适。但高旭東認為“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必須有相當的控制，否則就難以順利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後來，高旭東将論文題目做了修改，改為《我國産業結構合理化的基本思路》，題目變了，觀點依舊，老師也很好，隻要給出了有說服力的解釋、證據，
由于喜歡做研究，人大畢業後，高旭東選擇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除了搞調研做研究之外，還擔任《中國工業經濟》的編輯。“我不太喜歡、也不專長賺錢之類的，認為做學問更有意思。研究工作對國家政策和企業管理影響非常大，很想為國家做點事情。當時國家的主要研究力量不在高校，而是在研究所。另外，工業經濟研究所裡的很多人是從人大畢業的，也講究研究問題要作充分調研，不能憑空瞎想。研究所裡有很多前輩，周叔蓮、汪海波……還有很多比他們資格老的人。與這麼多學術造詣非常高的人一起聊天和工作，每天都覺得特别充實。”
國外經曆：有了新想法
高旭東老師認為，他不僅在我國工科、文科的兩所航母學校就讀和生活，工業經濟研究所也為他的個人成長提供了很好的學術環境。在研究所裡，年輕人有很多出去調研、鍛煉的機會，出國學習的機會也比較多。這些機會也給了高旭東很多新的想法。
“我感覺到我們和西方的差别還是挺多的。原來總以為學理工類的都應該出國看看，因為國外的技術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而文科類則沒必要出去，因為我們自己有着幾千年的曆史，積累應該比他們深厚。在國外訪問、特别是在波士頓作訪問學者的一年多，我深深地感覺到，在社會學科方面我們也有很多應該向他們學習的地方，特别是管理，畢竟他們已經發展了幾百年。”
1996年，高旭東老師到波士頓做訪問學者，思考比較多的是市場經濟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們總是形容自己是摸着石頭過河，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了那麼多年，有什麼地方是我們可以借鑒的。以後當學生時，仍然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特别是接觸到了波士頓銀行的一位董事，他們交流了很多關于所有制的觀點，感覺到我們有不少認識存在很大偏頗。在做訪問學者的這一年多中，高旭東老師還看到了東西方方法論上的很大不同。于是萌生了想繼續讀書的想法，1997年回國後，高旭東老師與工業研究所的領導提出了想出國讀博士的想法。“他們也很尊重我的決定，就放我走了。”
選擇繼續讀書，挑戰主要不是GRE、GMAT，而是要舍棄現有的工作。談起這個選擇，高旭東老師發出“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感慨。
回憶在MIT（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的感受，高旭東老師感觸最深的就是學習氛圍。“在MIT，沒有人會告訴要好好學習，但每個人都知道如果不好好讀書，就會呆不下去。”在學校裡，每個人都要讀大量的書。學習壓力非常大，但經過這裡的訓練，畢業以後就會非常輕松。因為在别的地方超過這裡生活節奏的不太多。
在研究方法上，高旭東老師覺得也有很大的不同。“我能很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做學問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他們特别注重方法論，會大量讀資料，從資料裡面發現問題。我們雖然也講究方法論，但是在規範化方面要差不少，很多文章不是建立在規範的方法論基礎之上，很像是在漫無邊際地發議論。所以國外的博士生讀書兩年以後，才能夠進行資格考試，最快也要四年讀完，而國内學生上學後不久就開始做課題了。”高旭東老師認為要想在一個領域裡做得比較好，光文獻就要讀十年。
另外，在MIT，随便找出一個教師，都能聯想到他的一些重要發現、理論；提起某一個理論，也能和某位老師對上号。在每周一次的午餐交流會上，更能聽到很多新的想法。“跟他們交往非常過瘾，做學問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高旭東老師印象中，還有一件過瘾的事情，就是讀書。“在那面讀的書很多，不光有老師上課需要的材料，關于戰略和技術創新方面的材料，隻要能找到我也都把它看完。研究一個企業的發展，隻看現在的狀況還不夠，還要考慮最早的時候，研讀它的曆史也是必要。”
學習生活的充實，也給高旭東老師留下另一個遺憾——沒有在美國到處轉轉。除了波士頓之外，他曾送過一個來訪的同事去紐約，他們一家再沒有到過美國其他地方。“讀書、學習、研究就是樂趣，當時沒有注意過這一點。現在想想，有點對不起自己的家人。”
學成回國：清華研創新
讀完博士回國後，由于喜歡做學問，也堅信自己能做一位好的學者，高旭東老師選擇了來清華教書。當時，很多同齡的同事都已做了正研究員，高老師回國後還是一個講師。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從讀博士期間開始，高旭東老師就明确了要做“技術創新”這個目标。“我認為，中國企業的管理水平不差，或者說比較容易提高。我們的問題是沒有核心技術，而這不是一天半天可以改變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比其它職能管理更重要。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别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是關于自主創新的事，我一定不遺餘力。”
高旭東老師曾經受邀參加一個關于創新的專業會議，得知有些企業本身是不在技術創新上投入，隻是做宣傳。“現在不少企業做的花活兒太多了，不太實在，其實糊弄的還是自己。國外的企業漸漸都進來了，長此以往，我們自己肯定就傻眼了。”
提起這些，高旭東老師顯得有些激動。“我們現在面臨的危機是前所未有的，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麼大的危機。雖然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是現在的經濟情況是全球最為開放的，我們的企業還不具備和國外企業競争的實力，我擔心我們的行業領頭企業會一個個被被跨國公司打敗。時間長了以後，民族精神也會受到影響。很多情況下我都會跟企業講：不要太樂觀！我們的政府也要給予企業、包括國有企業一定的保護，優先支持國内企業發展。”
高旭東老師開始比較韓國、日本等國家先保護再開放的競争曆程，從汽車到電影，說到動情處還會忍不住搖頭垂手。“我們不可能直接買到最好的技術，卻在不斷丢失越來越多的市場，如果幻想依靠買進技術，隻可能越來越陷入尴尬的局面。我們必須對現實地挑戰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趕緊采取行動，搞出一些核心技術。再不動手，就晚了。”
大多數老師的通症：談到專業，興緻勃勃，對于其他，隻是一筆帶過。高旭東老師也不例外。想起一位很挑剔的女同事曾經有這樣的評價：“我們喜歡長得帥，或者為人有趣的老師。但像高旭東這樣雖然人悶了點，卻踏踏實實安心做學問的人我也很欣賞。”或許他不習慣把自己表達得多美好，或許他不喜歡把成績描述得多重要，但是他給社會和學生傳遞的信息已夠震撼。采訪過後，我也一直琢磨如何概括高旭東老師，搜腸刮肚，卻隻找到了一個有語病的反義詞組合——低調的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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