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華教商業倫理的Leigh Hafrey（哈佛瑞）教授

Leigh Hafrey教授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溝通和商業倫理課程，從2001年起，每年到清華兩次，給MBA同學上課，對于Leigh,我隻知道這麼多，沒有了解，也就不會有太多關注。直到看到一本他上課時會用到的書－一本橙色封面的兒童讀物“The Country Bunny and the little gold shoes”,并且得知這是Leigh在給MBA上課時會用的案例，我才對這個有着柔軟頭發和寬寬額頭的美國教授産生了些許好奇。

Leigh Hafrey好像沒有印象中美國人的熱情和健談，問出一個問題，他常常三言兩語就答完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隻是相視一笑，他的笑容也含蓄，嘴角上揚的同時，眼睛會輕輕的一閉，總之，是友善和真誠的微笑。

他是學比較文學的，難怪有一種别樣的儒雅氣質。

Leigh在哈佛讀本科，在耶魯讀博士，博士畢業後就到一家咨詢公司做國際化方面的工作，後來成為公司出版業務的負責人。同時也為這家公司在講法語的非洲國家工作，做有關地理教學材料的翻譯。提起非洲，我就很容易浮想，可能因為它太遙遠和神秘，可Leigh說：我發誓如果不是為了履行工作中的協議，我肯定不會去那兒。但他還說：“現在我時常想再回去看看，因為當年在非洲工作時就像個孩子，在那兒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Leigh于1979年至1981年間在非洲工作，是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後了，還像個孩子的Leigh應該不會想到，二十年後，他會帶着他的那些故事來到中國，來到這個遙遠的東方國家。

從非洲回來後，Leigh到《紐約時報》當了一名記者，他的妻子在哈佛做老師，幾年後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Leigh就常常在兩個城市間飛來飛去，很不方便，于是他不得不離開紐約回到哈佛，因為有過媒體方面的工作經驗，哈佛聘用Leigh講授管理溝通的課程，但Leigh除此還很想教商業倫理，哈佛也同意了他的請求，所以直到現在，無論在斯隆還是清華，Leigh都是教這兩門課。學習文學的Leigh對于自己由文學到管理教育的轉變很坦然，并且認為文學的修養讓他能夠從人文的觀點去看待經濟和管理問題，從而讓自己更具有優勢。他說：“我做的這種轉變非常有意義，當我博士畢業時，我意識到如果我今後的日子都留在學校任教，教授我所學到的文學，那我可能很少有機會去了解學校外面的世界，而我非常希望把我學到的運用到現實中去，運用到學校以外的地方，現在教授管理正好讓我滿足了這個願望，它讓我一腳站在學術領域，一腳站在學校以外的經濟領域。這讓我很有自信和成就感”。

興許是出于深厚的文學背景，Leigh的課堂上常常會引入很多文學和藝術的元素，比如電影、小說甚至是童話。對此，Leigh有自己的一番理解，他說：“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告訴别人：我們是誰，我們做什麼，我們想做什麼等等。回想我們小時候如何來學習的經曆，就會發現，其實都是聽我們的父輩和爺爺、奶奶給我們講故事，他們用這種樸素的方式讓我們來認識世界，分辨是非。所以，我認為人類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用“故事”的方式來理解“倫理”的問題了，并從故事中找到答案。所以我現在做的隻是延續了這種古老的方式”。Leigh認為把焦點放在故事上，讓人們更加能夠看到事實，用“故事”來接近經濟,接近商業倫理,個人的需求和欲望變得更加重要。

善用故事的Leigh也驚喜的發現，比起那些古闆的教材，學生對這些生動的故事更感興趣，尤其在談論倫理問題時，由于一個個具體可感的人物和事件的介入，學生們更容易在課堂上做出回應，展開讨論，更有欲望說出自己的看法，聆聽别人的意見。Leigh甚至認為，他的那些小故事比一般的商業案例更具有複雜性也更靈動。

在斯隆的倫理課堂上，Leigh會借助電影等藝術形式，讓他的學生們去讨論發生在各個國度不同膚色的人們之間的故事，有荷蘭、法國、愛爾蘭、美國、中國等等，Leigh會把詳細的要求寫到課程介紹裡面，讓學生們整個學期都練習讨論這些故事。Leigh覺得這種練習非常重要，不僅對學生跨文化交流會有很大的幫助，而且也有助于他們對于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倫理問題的理解，Leigh說：不管你來自哪個國家，具有何種文化背景，對倫理都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但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們又會對倫理有一些不同的認識。我的這些故事，就是讓人們來讨論不同背景下人們不同的行為标準，以及他們在倫理問題認識上的差異。通過這種讨論，讓學生們更好的注意和規範自己的行為，改變不良的習慣，從而對社會進步有所幫助。

這種方式Leigh在清華用的不是很多，他解釋說：斯隆和哈佛都是非常國際化的學校，以斯隆為例，40％的MBA是非美國本土的學生，針對學生如此多樣化的現實，Leigh的這種方式使得教學也非常多樣化。并且通過教學能讓他掌握不同的文化，從而進行比較。而清華大多數是中國本土的學生，這種強大的本土化是他在斯隆見不到的。而且由于語言的原因，在清華組織課堂讨論會遇到一些障礙。盡管如此，Leigh在清華的課堂上，也常常能感覺到同學們異乎尋常的參與熱情，他說上午剛剛結束的讨論中，大家針對一個事情得到了很多種不同的答案，甚至引發了争議。Leigh非常喜歡并享受着這種活躍的課堂氛圍。

因為Leigh是教溝通的，出于好奇，我問了他一個自己都覺得無從回答也不必回答的問題：對于溝通來講，是技巧更重要還是真誠更重要。這一次，Leigh笑得很特别，手指輕輕的托住下巴略作沉吟，說：“The easy answer is both”(最簡單的答案是兩個都重要)。然後就是足足一分鐘的沉默，順着他的目光，我也望向窗外，五月的北京天藍得像海一樣，偶爾有幾朵浮雲飄過，世界一片清潔與甯靜，簡單的仿佛隻剩下了天空和Leigh鐘愛的童話，我忽然有種說不出的後悔——為自己庸人自擾的愚蠢問題。Leigh終于開口了：“有時都講真話不一定就能進行很好的溝通，我也聽很多能很好跟别人進行溝通的人談他們的經驗，他們都知道在何時對什麼人講什麼話……”

其實相較于答案，我更看重Leigh那個思考的過程——認真而又從容的——讓我體驗到一種被重視後的得意和被過于重視的不安。在管理學院耳濡目染，早就知道“溝通”也是一門學問，而且是大有學問，但有時，還是會禁不住懷疑：是不是人們把樸素的東西上升成了學問。不然，我怎麼會問這麼無聊的問題，Leigh又怎麼會為難呢？

Leigh在中國隻到過清華、複旦和嶺南這三所大學，他對中國最深的印象，就是人們對工作的那種熱情，他說這種熱情是建立在人們能看到很好的未來的基礎上的。他解釋說：“我和我兒子都在美國工作，同樣很努力，但是我們對未來并沒有像中國人那樣，有那般強烈的希望”。看出我的費解，他進一步解釋：這不僅是一個錢的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國家給民衆創造的生活的目标以及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的空間“。Leigh說MIT和哈佛并不代表美國其它的地方，哈佛的學生對世界上的事都很關注，就象他們自己的事一樣，斯隆的學生也是如此，但很多美國人并不太關注世界上發生了什麼，而隻是關心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的希望。

談及東西方管理教育的差距，Leigh說：美國經濟管理教育的曆史有一百多年了，二戰前主要培養學生更加專業化，二戰後培養學生如何發現投資的需要。中國雖然經濟管理教育的曆史很短，但不見得就要按我們走過的路一步步來。他相信從中國經濟的大環境來看，中國的管理教育事業會很快趨于國際化水平。

臨别時，我送了Leigh一本學院成立二十周年的紀念畫冊，裡面還有一張他在清華講課的照片。他高興極了，尤其是看到一些發黃的黑白照片時，認真端詳的同時還不時的發問，誠懇的态度讓我感動。真是奇怪，縱然因為語言的不同，讓我們的溝通存在障礙，但我依然能感覺到Leigh Hafrey教授的真誠和友善。的确，就有這樣一種人，隻看他一眼，你就會覺得他很好很善良，Leigh就是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