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把家庭看得很重的經濟學家

――訪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教授白重恩

白重恩，1983年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并獲郭沫若獎。後留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1988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數學博士學位。1993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2年後分别在波士頓學院經濟系和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任教。2002-2004年擔任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特聘教授。2004年7月擔任清華經管學院全職教授，2005年初任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主任。主要學術兼職包括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美國密西根大學William Davidson研究所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中心研究員，并擔任國際雜志《比較經濟學雜志》和《中國經濟評論》編委，國内雜志《經濟金融年刊》、《中國金融學》及《經濟學（季刊）》編委或學術顧問。白重恩的研究工作既包括經濟學的前沿研究，特别是對企業理論的研究，也包括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實踐中的應用，主要研究成果分别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1999年5月期）、《蘭德經濟學雜志》、《國際經濟學雜志》、《勞動經濟學雜志》、《比較經濟雜志》、《經濟與管理戰略雜志》、《歐洲經濟評論》等高水平國際雜志上。白重恩與阮志華合編了由MIT出版社出版的《技術與新經濟》論文集。白重恩教授還入選了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百人計劃”。

這是白重恩教授一個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個人簡曆，看起來仍有些眼花瞭亂，很難想象，這樣一個集衆多角色為一身的經濟學家，當我問到在這諸多角色，諸多事情中最看重什麼的時候，他出人意料的回答“家庭是最重要的”。“家庭的幸福并不需要你付出那麼多的時間，隻要保證付出的質量即可，在這方面我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我很看重。如果要排序的話，我認為家庭的幸福最重要，何況追求家庭的幸福不會傷害别人，沒有什麼負作用，跟别的事情也沒什麼沖突”。

他臉上的神情告訴我，他一定有一個很好的夫人，一個很幸福的家庭。“我夫人對我工作非常支持。她現在在中信證券工作。回國對她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決定，她在國外曾有很好的工作，後來隻是因為生第二個孩子暫時沒有上班，在我們回來之前又有了一個很好的工作機會，但她不得不放棄了，我真的應該感謝她們對我回國工作的支持”。

白重恩教授有一雙兒女，兒子在清華附小讀小學四年級。盡管回國之前也對困難有很多準備，對兒子做了很多說服工作，但回來後兒子最初的适應階段仍然進行地十分艱難。由于以前兒子就讀的是香港的國際學校，沒有學習中文，第一天上課聽不懂老師說話，小男孩回來後哭了四個小時。“那個時候很難理性，而解決的方法又必須理性”。他耐心地勸慰兒子，幫他分析自己的優勢，并主動跟老師溝通。再比如音樂課要學習演奏豎笛，兒子不會，為此，音樂課還被罰了兩次站，白教授會安慰兒子說，“你學的鋼琴不也是樂器嗎，不要太在意，罰站就罰吧”……再比如社會課學的一些概念對兒子來說完全陌生……

在這樣不斷的打擊和鼓勵下，兒子漸漸适應了新的環境。“我對我孩子的每一點成長都很驕傲。我兒子有一個特點――從不喜歡穿太多的衣服，像在這樣的天氣裡（北京的二月），他在家也隻穿短袖上衣，去年11月中旬他還穿短褲上學，全校他是唯一一個穿短褲上學的，有很多人議論說“這小孩子這麼冷的天怎麼穿這麼少的衣服”，他聽後很得意，就越發穿的少了。”“我對他沒什麼特别的要求，也從沒有任何職業上的設計，隻是希望他能做個很快樂的人，能成為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至于長大後做什麼……小孩子總是一天一個主意”。

“除了家庭，對我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我要覺得我在某個方面起了一點點作用，這也是我比較看重的”。

真得很喜歡白老師在價值觀上的這種樸素感，尤其在這樣一個快馬加鞭的時代裡，我們很容易被各種大而空洞的夢想而蠱惑，時刻想飛又常常找不到方向，永遠忙碌又常常對事情的價值量心生懷疑，“樸素”就顯得那麼難得而可愛。

而白老師的這種樸素感，貫穿于整個采訪的始末，這種“樸素”我很難準确地傳遞給你――既有中國農民式認識的簡單質樸，又有西方價值觀的實在直接，是由他所笃信的“經濟學嚴謹的邏輯思維”而生？與童年随父母下放農村的經曆有關，亦或是十幾年來旅居海外的慢慢沉澱…..我不知道，但确實很迷人。

這究竟該怎樣說呢？他不會像很多人那樣，給一件事情扣上一個大帽子，即便是這件事情值得這樣去做。他不會忽略别人看起來不起眼的事，因為至少他覺得那是重要的。他很少說一些聽起來像是有深刻寓意的話，你聽到的全是簡單的甚至是毫無創意的答案。他不會沒有根據的讓自己憑空懸起來，就像他不喜歡經濟學家随便做假設一樣，他的所言所行，一定是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很多我原先對他的想象，他都不會。

數學與經濟學

數學對白重恩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他喜歡數學裡那種嚴謹的邏輯思維。1979年白重恩上大學時，正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與化學和物理相比，數學的邏輯思維更幹淨，而他相信自己的實驗能力非常差，如果做化學和物理一定做不好。于是他選擇了中國科技大學學習數學。

“數學裡面要找一個例子最能代表數學學科的優美，應該是幾何，也就是平面幾何，希臘人建立了平面幾何的體系，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日常生活中，我們看到很多幾何現象，但希臘人想到――能不能找到幾個最基本的公理，然後在這幾條最基本的公理上建立起一個體系，來解釋看到的這些大量的現象”，“這是一件很不直觀的事情，但可貴的是，希臘人能夠追根究底”。

大學畢業後，白重恩在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讀了兩年研究生，仍然學習數學。在這中間，數學所推薦他參加陳省身留學計劃（陳省身是華人裡數學做得最好的，2004年去世），卻不願意花錢讓他去參加英語培訓，“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個培訓有多好的效果，但因為沒有按照規定進行培訓，所以我現在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這個計劃裡面的”，“但我享受到了美國的數學家給寫推薦信這樣的待遇，聖地亞哥校區的丘成桐老師給我寫來了推薦信，丘老師得到了數學裡面的最高獎，相當于諾貝爾獎，每四年頒發一次，平均每年得獎的不到一個人”。

當時的白重恩準備到聖地亞哥師從丘老師研習數學，但後來，他用了一個詞――“叛變”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知道要出國學習數學以後的那段時期，恰恰是我沒有好好學習數學的時期”。研究生的課程比本科容易多，課程也好通過，白重恩有了很多時間看與數學無關的書，當時中國經濟改革中有很多問題值得讨論，他看了很多這方面的雜書，隐約覺得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出國之前，他基本打定主意以後要在經濟學領域裡發展。到聖地亞哥的第一周，他就跟丘成桐老師講了自己的想法，“我是準備受責備的，我覺得老師有理由責備我，但幸運的是他對我非常原諒，不僅沒有責備我，還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說如果想學經濟的話跟他學數學就沒有太大的用處，因為他做的是純粹的數學研究，他推薦我去學統計，在聖地亞哥，數學和統計都在數學系，丘老師給我介紹了系裡幾個很好的統計學老師，這為我日後做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對于自己年輕時在專業方向上的選擇，白重恩說他無法說清哪一個更好，因為一直做數學畢竟是沒有發生的事，他沒有辦法假設。但有一點很明确，就是選擇經濟學，至今他不後悔。

“當初改學經濟學最主要的動力就是讓我能很好地理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我現在所做的這些工作都可以幫助我更好地做這件事，理解這些問題，符合我的初衷。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我現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我教經濟學也教得很有興趣”。“從數學到經濟學有一個東西是不變的，就是嚴謹的邏輯思維，經濟學家不喜歡有太多的假設，他們希望用盡量少的假設推出盡量多的結論，這和平面幾何的想法是一緻的。經濟學也是找出幾個最基本的假設，在這之上發展出一套經濟學的理論。經濟學家不願意為了支持一個政策就随便地加一個假設來說服大家，而是要用大家都認可的幾條最基本的原理，來解釋現象，從而說明哪些政策合理，哪些不合理。所以從研究方法上來說，經濟學和數學的關系非常密切”。

國内外學術環境的差異

談及留學國外的心得，白重恩引用了《圍城》裡方鴻漸說過的一句話：留學了就不怕洋鬼子了。他笑着說“本來也沒有怕了，隻不過你住在那裡，生活在那個環境裡，就會少一些隔閡。出國前我通過書本對美國有一些了解，剛到美國時我覺得沒有任何東西讓我感到吃驚，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的，但還是有很多東西是需要你生活在那裡才能有真切的體會”。

相較于國内的學術界，白重恩覺得一個很大的差異是國外有一個競争的市場，他說：每個學者不一定要在一個地方一直工作下去，如果他在市場上受人歡迎，又覺得另外一個地方對他的發揮更有幫助，他就可以随時換個地方，這對激勵有很大的作用。白老師進一步解釋說：人在一個地方遇到一個好的領導會很好，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那麼幸運，在國外可能領導不是那麼重要，但跟同事的關系很重要，如果他在一個地方跟周圍的人相處不來，又不是一個流動的環境，那麼他就會很難受，所以“流動”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在流動的過程中，就有一個對學者的評價問題，除了大家比較公認的标準，誰是一個好的學者，誰不是一個好的學者，主要是基于同行的評價，而并不是數這個人發表了多少文章，在SSCI上有多少引用。比如說一個人要換工作，他的新雇主就會要他提供推薦信。不同的人寫信的風格不一樣，有的人總是把别人寫的很好，有的人可能就不會寫的那麼好，而是很客觀，可能是因為這個市場運行久了，有了一定的積累，所以大家會基于過去的經驗對推薦信的内容進行解讀，這種評價的傳遞比較有效。也正是由于國外的學術市場有一個比較有效的評價體制，而這種評價又直接影響一個學者的市場價值，所以很多學者即使拿到了終身教職，他的積極性還是很高。

當我讓他談談對國内學術環境的看法時，白重恩教授沉默并思考了足足有一分鐘的時間，我以為是他有所顧慮，他卻說“這不是顧慮，我要試圖說的精确一點”。

“國内有很多與國外不同的地方，這可能是市場的需求不一樣，美國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學術環境，做經濟學的人很多，分工很窄，每個人就會做得很深。而在國内供給方還不夠，需求又很強大，所以當需求超過供給時，每個人研究的就都是大問題，而且研究的問題很多，也就不一定有時間做的很細。還會出現圈地現象，在學術界大家都很重視誰第一個提出觀點，所以大家都想成為第一個提觀點的人，提觀點時就不會那麼慎重，有的人甚至提很多很多觀點。而作為市場的需求方，判斷能力又有限。所以觀點就魚龍混雜，甚至會産生誤導。長期來說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況。”

白重恩教授提到的這點，我深有體會。因為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做媒體關系，我們常常困惑清華的教師不太喜歡向公衆發出聲音，當社會上就某個熱點話題炒得沸沸揚揚時，清華的教師更多時候是消無聲息的，很大程度上可能跟這種嚴謹的學術思想有關，但在這樣一個動轍一夜成名的時代，有時候真得替他們感到吃虧。

白重恩老師也與我有同感，他說“這是清華教師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但随着做研究的人越來越多，市場的需求方選擇性會更強，相應的判斷能力也會增強，我相信未來這種狀況會有所改變”。

關于“研究”

由于重視内在的邏輯性，白重恩的研究從不會由一個結論跳到另一個結論，中間沒有一個很強的邏輯聯系，那樣他會覺得很不舒服。但這樣做的代價是：得出結論很難。你不能随便做假設，就不能輕易出結論。但是他執着地認為嚴肅的研究隻能這樣做。他這樣來論證自己的堅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這個社會裡，很多人都在做結論，很多人做出很多結論，每個結論的質量都不是很高，大家不知道哪個結論是正确的，也不知道這些結論對社會的作用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另一種情況是每個人都認認真真地把一個題目做得很深很透。因為紮實，别人才會信任你，而不是人人都忙着為圈地而匆匆做出結論，可信任度都值得懷疑。這兩種情況比較，看似第二種中每個人投入的成本很高，但因為做出的結論是紮實的，實際上總體的社會價值要大過第一種情況”。

白重恩就是秉承着這樣的原則，踏踏實實地在屬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耘，在“名與利”的誘惑面前，學術的土壤也難保持它絕對的純淨和厚重，也會沾染污穢和浮躁的氣息。但在白重恩看來，不做嚴肅的研究，他會覺得少了學術的美感，也就享受不到學者獨有的快樂。并不是誰要求他這樣做，而是内心使然。

“回國前，我主要研究企業理論，研究企業内部的激勵機制，這是一個比較微觀的問題，做的工作有的是建立一些理論模型，來解釋現象，有的是做經驗研究，找一些數據來檢驗現有的模型，看是否和經驗的數據相符，是否有矛盾。這兩種做法即便是經驗檢驗，也可以做的很細很嚴謹，經驗檢驗并不代表就不需要邏輯。我和我的同事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出了一些成果，現在還繼續在做這方面的事情，這将繼續是我未來的一個研究方向”。

“還有一個方向就是研究不同産業的發展周期，我想做的主要是比較各種不同的産業的市場結構及其變化周期。所謂的産業市場結構是指一個産業裡企業的分布結構，不同的産業的市場結構不一樣，有的産業很集中，有的産業很分散，是什麼因素起着決定作用。而且同一個産業的市場結構不斷變化，這個對我們的經濟政策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經常說某個産業重複建設，但可能重複建設是這個産業發展進程中的必然階段。我們隻有對産業的演變，産業的發展有很深的理解，才能知道它的重複建設是否可以避免，是否要采取政策解決，還是順其自然，讓它發展下去，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對政策制定會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另外我國目前還沒有相關的競争政策，或者說是反壟斷法，有些産業可能競争到最後大多數企業會生存不下去，是否需要針對這種情況制訂反壟斷的措施。作為企業當然非常希望知道它所屬的産業的發展方向，包括目前是不是競争失序，是不是競争過度，最後有沒有辦法達到相對穩定的狀态等等，所以，影響産業結構的因素，産業結構的變化是我的又一研究方向”。

國内更便于研究 也希望為經濟學教育做點事

因為轉學經濟的初衷就是研究中國經濟中的問題，所以回國對白重恩來說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白重恩認為，研究一些政策性的問題，在國外總是隔靴搔癢，因為你人不在這兒，你對問題的把握遠遠不夠，回來後自然而然地沉浸在這個環境裡，跟這些經濟現象接觸的機會比較多，做政策性的研究結果會更好。

除了個人的研究，白重恩還希望能夠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做一些事。“我們很多學生都很優秀，我們也有很多很好的教師，但教師人數不夠，研究方法也不盡相同，我覺得我們應該給同學更多的機會，讓他們接觸到更多更好的教師。”正是抱着這樣一個目的，他回國後跟學生花的時間比較多，他每周會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和學生一起讨論文章，讓學生自己講解文章，他和其它的同學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聆聽，在講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地提出問題，直到通過講解和提問讓聽者完全理解了文章的内容。白重恩尤其跟學生強調幾點：一是别人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二是作者是如何做的，三是他做的有什麼不足。講完後每位同學都要寫一篇關于文章的評價，交給白重恩教授。從去年七月回國至今，有十幾個學生每人有了一次這樣的機會。

這樣的事情盡管會花一些時間，但他覺得對同學有切實的幫助就值得去做。這學期有另外幾個同學聽說有這樣的活動也希望參加進來。“我想如果問我為什麼回來，這是我回來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能夠給同學帶來一種不同的學習方式。跟同學在一起，我有一點點成就感，我希望幾年下來，對他們的經濟學素養、研究能力都有一定的提高，能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起一點作用，這是我回來後對自己的一個期望”。

“與學生一起讀書”看似很不起眼的舉動，卻被白重恩教授灌注了如此隆重的期許。的确，他就是這樣樸素，總是從小事着眼，可誰又能說，小事的意義就一定要小過于那些宏偉而遠大的設計呢？

之所以選擇到清華，白重恩教授說，一是清華有很好的聲望，另外清華的教師腳踏實地的做事，這一點跟自己的風格接近，在這裡呆着比較舒服。在來之前，白教授已經在清華經管學院做了兩年特聘教授，所以對這裡“不應該有太多的驚奇”，“并且直到現在和我預想的沒有多大差距”。

關于經濟學科的發展

2005年年初，白重恩教授被任命為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主任。身為主任，自然就要考慮經濟學科的發展方向。

“院領導對我們的支持還是很大的，我現在要做的有幾個事：一是充分發揮現有人的積極性，經濟系的很多教師都在紮紮實實地做事，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地提供服務，讓他們做事更方便一點”

“另外要招募人才，在引進人才的過程中，信息的流通是很重要的，而顯然我在這方面有一些優勢。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風格各異的優秀人才，在清華形成一個既有基礎學術研究，又有政策參與的可持續的研究氛圍。”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想辦法增加學生的數量，經濟系本科生30來人，一共每年的學生不過6￣70人，有一種說法是少而精，但不管什麼樣的選拔體系,你都很難說這30幾個人都選對了，對教育來說少而精是很難成功的，出精英人才是需要有一定的量來保證的。假如我們的學生數量上不去，對好教師來說也是一種資源的浪費。随着中國經濟的發展，體制的演進，經濟學人才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了。經濟學知識和素養在人們的工作中更重要了，經濟學者的社會影響也一直很大。政府部門裡，以前很多官員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未來經濟或是法律專業背景的人會越來越多。而我們30幾個本科生又未必都能成才，最後清華的畢業生很可能就會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在政府界有很少的官員，在經濟學界有很少的學者，在公衆領域有很少發表有影響言論的公衆人物，那麼我們學校在國内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受到限制”。

經濟學家 有很大的壓力

白重恩教授生在南京，父母都是師範教師，六歲時随家人下放到蘇北淮陰，在那裡生活了九年，直到高中最後一年才又回到南京。白重恩記得第一天到蘇北的每個細節，那是1969年11月26号，他剛剛過了六歲的生日。去之前對他的家人得到很多承諾，但去後就安排他們住在了一戶農民家裡，住的地方則緊挨着豬圈，白重恩開玩笑說“人家住牛棚，我們家住的是豬棚”。

小孩子并不懂得“下放”的含義，隻是覺得搬家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但這樣的情景還是讓幼時的白重恩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他記得剛去的第一天，他們一家人坐在那兒，有很多老鄉圍觀看熱鬧。母親直到今天回憶起來，總是提到他當時說了一句話讓母親很傷心，他問媽媽：“我們以後就住在這裡嗎”？

起初時，白重恩的父母跟村民們一起勞動，記不清楚從哪一年開始，父親去了公社的中學教書，媽媽到了大隊的小學教書，日子才漸漸好一些。由于整個青少年的成長都是在蘇北農村完成的，白重恩對當時農村貧窮的狀況有極深的印象，也對蘇北的農民有着強烈的好感。“在他們身上有很強的随遇而安的感覺。當時與其說是樂觀，不如說是無奈”。“蘇北那個地方有很多人都很有想法，也受過一定的教育，他們腦子很清楚，隻是無奈，他們那個地方完全不适合種水稻，但領導批示讓他們種水稻，他們就鏟掉生長旺盛的小麥，再種上水稻，結果産量很低，大家隻好餓肚子。我那時很小，隻會相信書本，甚至天真地以為全國隻有他們這一個地方是如此窮困。現在想想當時的我是如何的幼稚。”

正是因為看到過中國農民受的是什麼樣的苦，白重恩始終覺得内心深處有種責任。他認為，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實有很大的壓力。“有的人有的時候并不是故意要違心地說什麼，但如果你說出來的話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可能會起一定的作用，就要格外深思熟慮”。

也許正是因為農村生活的這段經曆，讓他真切地看到中國農民的艱難，真切地感受到國家決策對普通民衆生活的重大影響，才讓他萌生了日後學習并研究經濟的想法，才讓他養成了格外嚴謹高度負責的治學态度與精神。對我的這一追問，白重恩教授沉吟片刻，輕輕地答：也許有這種原因。

後記：直到現在，我好像明白了白重恩教授為何會把家庭排在第一位，對于一個有着高度責任感的人來說，他的目标始終是讓責任感更充分更有把握地發揮和釋放，而家庭恰恰是他憑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可以駕馭的，是可以保證自己不會辜負的，而在這一基礎上再對社會有所助益，這不是一種自我價值的放低，恰恰是一種高度負責的精神。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人成長為一個社會人之後，也許最應該做好做足的首先是齊家，是否類似于人類不同層次的需求，排在第一位的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後續需求的最基本的保障。

與白重恩老師聊天，我始終有一種平靜踏實的感覺。差點忘了說，白老師兄妹三人，每個人的名字中都有一個“恩”字，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這樣的名字就有一些宗教的背景。還有，他在看着你說話時，眼神清澈而深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