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 問 之 困

——訪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教授甯向東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米蘭、昆德拉

人如其名，總覺得甯向東的名字就蘊含了某種追求，也有一點執拗。試了試，還是不能一上來就把采訪中他自始至終都在談論的困惑交待清楚，所以還是不能免俗的從經曆說起吧。

本科階段對清華最突出的印象是“嚴謹”和“博學”

1983年，甯向東從吉林考入清華電機系，現在回想起當時的大學生活，甯老師記憶最深刻的是老師們的嚴謹和博學。這是清華優秀的傳統。

電機系給他印象最深的是畫圖課，那時候沒有精确的畫圖筆，而繪圖時線條的粗細是有含義的，所以削鉛筆就很有講究，教工程制圖課的王介民老師常常是整堂課隻教削鉛筆，老師手把手的教，并一個一個的檢查點評；還有一位老師在黑闆上徒手畫圓堪稱一絕，隻一伸手，随着一個美麗的弧落下，黑闆上就會出現一個完美的圓。

教西方思想史的何兆武老師上課從不拿講義，而是在衣袋裡放着各種象煙紙一樣的小紙條，一到他記不住的時候，才去翻那些小紙條，然後告訴同學們羅馬年代的這件事在法文裡怎麼講，德文裡又怎麼講，而他需要小紙條幫忙的時候卻很少。

1985年，甯向東讀到大學二年級時，剛剛成立的清華經管學院面向全校招20名轉科生，他清楚的記得那是一個晚上，已近子夜，最好的朋友跑到他的床頭，輕輕的喊醒他，告訴他經管學院在招生，明天是最後一天了，半夢半醒中他覺得自己肯定沒希望，但如果碰巧考上可能會比現在的電機系更感興趣，于是稀裡糊塗的答應陪同學一起報考。出乎意料的是，兩個人居然都考上了，于是大學後三年他就在經管學院渡過，也沒想過日後要做學問，覺得如果畢業後能分到計委、經委之類的單位，能做一些“看上去比較有價值的事情”就心滿意足了。

懵懂中有了一些做學問的意識

人生就像行路，有時我們依靠清晰的路标指引着前進；有時隻能于摸索中，一步步深入，景觀一點點呈現，你也才漸漸知道自己是在一條怎樣的路上行走并将去向何方。

1986年時，正是中國經濟社會變動和蓬勃的年代，已經在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學習一年的甯向東對經濟改革開始有了些朦朦胧胧的意識，更有些困惑。甯老師說自己是個典型的書呆子，一困惑了就會尋求書的幫助，即使現在覺得身體不舒服了他都會把家裡那本《家庭治病大全》翻出來，看看可能是什麼病。于是在那個困惑的時期，甯向東就格外冷靜的找書看，在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圖書館裡他發現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本很老舊的書(當時清華圖書館基本都是按ABCD排序，但這一本是按甲乙丙丁戊排列)，是南開大學經濟系藤維藻老先生于1961年翻譯的(解放前，南開的經濟系格外輝煌，有點像今天林毅夫創辦的經濟研究中心，由一批在歐美受過良好經濟學教育和訓練的人創辦并且組織)。1987年的整個寒假，甯向東如獲至寶般閱讀，做了很多筆記，有些段落甚至可以背下來。适逢當時整個中國經濟學界和中國經濟改革都圍繞着計劃與市場兩種體制的争論，學生們提得很多關于物價及通貨膨脹的問題也跟這些讨論相契合，而書中主要讨論的就是計劃經濟為什麼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市場經濟為什麼是有效率的。在當時，這本書無疑給他提供了解析問題的工具和方法，對他起到了啟蒙作用。

“我越讀就越喜歡經濟，很多人不理解，問我抱着一本破書看什麼，我說我就想到我死的時候，能搞清楚這是個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體制，我在一個什麼樣的曆史空間裡走過”。甯向東覺得，也許在那時，内心深處就隐隐有了一種做學問的意識。

1987年至1990年時，課程比較松了，甯向東有比較多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很看重這種有留白的大學生活，認為相較現在被課程灌滿的大學生們來說，适當的留白更有利于培養興趣和創造力。這段日子裡，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忙着到企業、農村、政府調研實習。二是讀了很多在當時看起來是閑書，但實際上很重要的書。沒課的時候，他幾乎三分之二的時間泡在圖書館，平均每天騎自行車在清華和北圖間往返一趟。讀過的書中印象最深的是台灣銀行出版社在60年代末翻譯的一套現代西方經濟學名著，共200本。另外還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名著》，他記得很清楚，綠色封面的是政治學，藍色的是經濟學，紅色的是哲學......再有就是花很多時間和來自企業的在職學生交流。八十年代末，經濟管理人才正是需求旺盛的時期，當時的清華經管學院針對企業裡的中高級管理者舉辦了各種形式的幹部研究班，由于辦學條件有限，甯向東他們這些本科生就和幹部研究班同學及研究生們住在同一棟宿舍樓，很多課也合在一起上，這就讓他有足夠多的時間和研究生們讨論問題，和企業幹部們聊天，有大量時間旁聽社科系研究生的課，還聽了一年何兆武先生的西方思想史。在這期間，他更加感到自己漸漸對“學問”有了興趣。

永遠感謝那些可親可敬的師長

在經管學院的幾年裡，有幾個老師的課給甯向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黎詣遠老師和剛剛研究生畢業的朱寶憲老師的？宏微觀經濟學？，李子奈老師的？計量經濟學？和張金水老師的？經濟控制論？，正是這幾門課，使學院在很早的時候就給學生提供了一個基本标準的經濟學知識體系，使他們在本科階段受到的訓練一點不輸給洋人。

讀研究生時，本應該三年修完學業，他兩年就畢業了，畢業論文做的是關于農村改革的題目，擔任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的是姜彥福教授，在此之前姜老師并不認識他，直到去姜老師家送論文，他還一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樣子。答辯完畢，姜老師說了至今讓甯向東都難忘的四個字“後生可畏”。那時候的姜彥福老師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讓學生們望而生畏，在甯向東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晚輩眼裡，更是須仰視才見，這四個字從這樣一位師長口中說出來，俨然有如被烙刻在心裡，雖然有些飄飄然，卻一直激勵他成長。後來他和姜老師熟識起來，更加了解了老師一向鼓勵後進的厚道為人。研究生畢業後，甯向東在社科系工作，一天，原來的同學陳濤濤給他打電話說：姜老師想跟你聊聊。甯向東有受龐若驚之感，當時他住在人大，姜老師下班後騎自行車跑到他家裡，還買了很多吃的，與他一起吃晚飯，整整聊了一個晚上，現在回想起那個夜晚，姜老師談的内容無非就是讓他留校，學問還得繼續做下去，諸如此類，但讓甯向東特别感動。從此，他和姜老師交往逐漸深入，以至于後來他成了姜老師家的常客，兩個人時常邊抽煙邊聊天，姜老師的屋子也經常被弄得屋煙障氣，卻渾然不覺，煙霧彌漫中樂此不疲的讨論科斯，讨論威廉姆斯。回憶起這段往事，甯向東有些内疚的說：現在想起來，其實我是浪費了老師很多時間。

這真是一種美好的感覺，讓我聯想起學院那些泛黃的老照片裡，有一張姜彥福老師吸着煙與其它老師聊天的場景，姜老師着一件深藍色的中山裝，神情自然而投入，流露着知識分子特有的清高和質樸，他對面的人笑容也純粹，雖然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卻好象從裡到外散發着無窮的張力-------讓人感動的八十年代末!----甯老師在回憶和姜老師這段一起抽煙一起高談闊論的日子時說：“這是我出國前最值得的記住的事之一”。我真的理解他。

相較于姜老師的直接，李子奈老師是一個從不會當面誇人的人，即使他真心喜歡某個人、某件事。但李老師對甯向東的一句評語通過一個同學傳到了他耳朵裡-----“這小子還是做了點學問的”------就是這樣一句普通的甚至有些漫不經心的話，卻讓他感到極大的認可和鼓舞。他決定從人文學院回到清華經管學院時，李子奈老師握住他的手說：歡迎你歸隊。這些都讓他曆曆在目。甯老師剛剛寫完一本書，是他沉寂許久以後的心血結晶，對他來講有裡程碑的意義，他特意請兩位老師為書作了序，他說：“在我心裡對這些老師永遠心懷感激”。

1990年，研究生畢業的甯向東選擇留校在社科系工作，月工資75元，頭兩年他教？當代資本主義？這類公共課，因為教學壓力不大，又有了充分的時間看書想事，跟搞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人交流，讀了很多曆史，“也不知深淺的寫書”。1993年，國務院港澳辦跟清華聯合搞了一個香港高級公務員的培訓班，一共舉辦六期，甯向東負責教學和外出的組織工作，全程陪同每個班到各地考察，很多地方他都是利用這次機會第一次去，由于培訓對象是香港的高級公務員，所到之處當地政府接待規格很高，很多都把家底拿出來給他們看，那兩年甯向東行萬裡路，閱曆增加很多。1994年年底結束時，社科系已經改為人文社科學院，甯向東擔任經濟學研究所副所長，1994年評為副教授，當時他已有兩本書出版，事業呈現很好的發展态勢。

赴美做訪問學者有了對學問的困惑

1995至1996年期間，甯向東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做訪問學者，當時國内由于受各種條件的限制，在經濟學教育上對美國的情況并不了解，甯向東下定決心：要通過一年時間盡可能了解國外經濟學教育的情況，把先進的辦學經驗學回來。抱着這種決心，雖然初出國門，兩眼一抹黑，但用他的話說“厚着臉皮找教授聊天，英文不行，就事先準備好了找人家談”。一年中他聽了9門課，花很多心思聽博士生高年級的課，伊利諾大學的經濟史在全美國領先，甯向東就把該校經濟史最好的老師的課全都聽過，并找這些老師一個一個的交流，有時間就參加各種讨論班的活動……有一天，他的導師對他說：下午有個seminar，你去聽聽。随即給了他一撂厚厚的Paper。在此之前，甯向東根本不知道何謂seminar，更想不到一個paper會如此之厚，因為以前在國内他對paper的概念就是一個三五天就可以寫完，而且還有字數限制的東西，帶着種種的疑惑，他去參加了這個對他意義重大的，由曼瑟爾.奧爾森教授主持的seminar，但當時他并未意識到他的疑惑也正是他開始意識到什麼是真正的“學術”。而從這種朦胧的看到些“學術”的影像到他基本看清“學術”的廬山真面目，他幾乎用了五六年的時間。

那次的讨論甯向東隻聽了個大概，這對于他是完全未知的東西，從此在伊利諾他又多了一件事，花很多時間去聽各種各樣的seminar，他把那個時期的自己比喻成一塊幹透了的土地，或是一塊幹透的海綿，不斷拼命的吸水。伊利諾有美國第三大的圖書館，甯向東在圖書館裡申請了一個專用小格子，很長時間，他隻去兩個地方，一個是教室，一個是那個私人閱讀區。他會在前一天炖上一大鍋雞塊之類的，做一次可以吃好幾天，第二天帶上一些，中午在圖書館的微波爐裡熱一下，每天從早晨8點呆到晚上11點，就這樣周而複始。

在美國，他把有限的一點錢都用在了旅行上，春節後到美國很多大學裡訪問，共訪問了10幾所美國東北部和中部比較好的大學，也認識了一些學者。記憶非常深刻的是他到哈佛時，無意中來到了肯尼迪政府學院，吃驚地發現原來“政府”是可以有一個專門的學院去教的，也才知道除了MBA還有一個MPA。回國後，學校要求交一個報告，他就特别認真的談了很多感受，并提議清華建立一個公共管理學院。

1997年從美國回來後最初的一年多光景裡，甯向東沒有做學問，更沒有發表任何東西，不是因為懶惰，而是他實實在在寫不出東西來，他經常懷疑自己費盡千辛萬苦找出的問題究竟算不算學術問題，而如果是的話，又怎樣通過收集證據證明，并讓同行以能夠理解的方式把它表述成一個學術問題，換句話說，他覺得做研究越來越艱難。

用“學問之困”來形容我目前的狀态，最恰當不過

在經濟系，李子奈老師及學院領導給他創造了很多和洋人交流學習的機會，尤其是1999年中國和澳大利亞合作搞一個項目，經過幾次申請，悉尼和清華都在各自的評選中勝出，甯向東是中方的課題主持人，悉尼大學的帶頭人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Peter. Swan，Peter的父親、姐姐和他本人都是經濟學家，“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名人錄”裡Swan家族就占三個，他本人是澳大利亞政府獎獲得者，整個澳大利亞隻有三人榮獲此獎。甯向東非常幸運的能和Peter一起工作，名義上是合作，但他覺得自己是學習。在悉尼訪問期間，他每天都要跟Peter交流，讨論各種問題，這種交流讓他1995年在美國産生的那些困惑：為什麼論文可以寫那麼厚，如何找到一個問題，并把它變成學術問題等等逐漸變得清晰，1999年後他慢慢知道了如何去做研究，就開始去找問題。但這時又出現了新的困惑，他發現很難找到有價值的國際前沿的問題。

甯向東認為，學術研究不是一個個人行為，而是群體行為，需要很多人跟你讨論。他把做經濟學這種學問，比喻成鳥兒築巢一樣，每個人都要擱一根草。而要寫出一篇東西首先要經曆同行的檢驗，你要先講給同行聽，同行通過了再講給外人聽，文章講三遍才能講清楚自己想講些什麼，但學者們大都很忙，忙着在政府裡企業裡作顧問等各種各樣更加實際的事情，幾乎沒什麼時間讨論問題。甯向東很贊同楊斌老師的一句話，“教育是農業，需要精耕細作”。不見得每天都有活幹，但得天天在地頭上蹲着，哪怕是叼個煙袋在那兒看着，但現在這樣的老農越來越少了，連他自己也做不到了。

2003年非典後，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期間，甯老師翻閱了一本在三、四十年代很流行的叫做《東方》的雜志，給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看見即使在抗日烽火硝煙最猛烈的時期，還有一些學者在研究一些純學術的問題，研究商代、漢代的問題，他甚至有些崇拜他們。他特别害怕經濟學家淪為一個國家的牧師，出征前做一下占蔔，管理學家就像是村裡的術士，誰家有個紅白喜事的去做個法式。他覺得那會很悲哀。

後記：甯老師曾經在哈佛做過一個性格測試，結果很令他吃驚-----他的内向指數更高。從此他開始重新認識自己，更加意識到自己是個性格極其複雜的人,比如…….這樣羅列着的時候，突然發現我已經從前一天的黃昏寫到了今日的淩晨，讓人驚訝的是，今冬的第一場雪也從天而降，街上的店鋪都一律換上了聖誕和新年的裝扮，俗氣卻有人間煙火的氣息。有時候覺得生命享受它就夠了，人們一切來自心底的運動，都可以被這能夠呼風喚雨(雪)的上天了悟，實在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于是覺得文字也造作，不如收筆，靜靜的賞雪，同時祝願甯老師和所有的人們能在這瑞雪的籠罩下，做個好夢，有個美好的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