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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文:生命剛剛開始下半場

200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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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文:生命剛剛開始下半場

——訪清華經管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劉麗文

“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最大的樂趣就是和我兒子在一起”------劉麗文,這個瘦弱的山西女子,笑時卻是十二分的豪爽,心無城府的樣子感染的你也跟她一樣開心起來。

人生中三次重要的偶然

“我們那代人,從來就很少自己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劉麗文從小在太原長大,高中畢業後先是到山西農村呂良山區插隊,兩年後又到軍工廠當工人,恢複高考後,她從軍工廠考入北方交通大學,成為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

其實,她并沒有想到自己會進北方交大。文革剛結束時,大學錄取還得通過政審,雖然她對考試很有信心,但由于父親所謂的“走資派”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怕政審通不過,于是就報了些招生名額比較多的當地大學,

“那時候覺得隻要能讓我上學,什麼學校都行”。而北方交通大學由于是後來更名的一所重點大學,很多人不知道它,報考的人也就比較少,作為重點院校,它又有權先調檔案,于是就自作主張挑了一批考分較高,但并沒有報考它的學生……劉麗文就在一種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來到了北京,就讀北方交大機械系,成就了她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偶然。

一入學,她就一頭沉入了功課裡。“隻要讓我上大學,我就心滿意足。不去想什麼專業喜歡不喜歡之類的,不像現在的學生,報考時首先考慮哪個專業就業方向好”。七十年代末的大學教育,百廢待興,同班同學中從十八九歲到三十二、三歲的都有,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對學習都有很高的積極性。但除了學習之外,大學期間能讓劉麗文回想起來的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很多,進入大三,開始有了傷痕文學,不上課時同學們會看些文學期刊,每天堅持課後打一個小時的羽毛球,出現了磚頭式錄音機,宿舍裡有兩個北京姑娘,家裡條件好些,能得到當時最新的流行資訊,于是聽到了鄧麗君,聽到了台灣校園歌曲……“那時候也沒有互聯網,我們7個女生就常常躺在床上,卧談哪個歌手如何如何之類的……”大學四年,在一種極其簡單的心态和生活中,一晃而過。

由于成績在班裡一直名列前茅,畢業時她就很想留校任教。但機械專業隻有一個留校指标,而老師明确的告訴她,由于經常下工廠帶學生實習,所以不便留女生。她想到考研,老師又說招考研究生還是為了培養師資,因為文革剛結束,師資很缺乏。無奈,劉麗文隻好回山西老家等待分配。離校前很偶然的一個機會,她碰到教力學的一個老師,聊天時老師提起學校有一個管理系,在招外專業報考的研究生,問她要不要試試。

雖然那時還不知道管理學究竟是怎麼回事,但她覺得這個專業聽起來還不錯,于是,1982年初,距離研究生考試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劉麗文帶着兩本從北方交大管理系找到的課本回到山西老家,一邊等待分配,一邊拼命看書。

考前填報報名申請表時,她驚奇的發現還有國内國外之分,“我心想國内錄取就不錯了,想都不想就填了國内”。但巧的是,也和高考錄取時一樣,報國外的很多人分數不夠,于是就從報考國内的高分考生中挑選,劉麗文老師又一次被命運之神挑中,在教育部的統一分配下,被公費派往日本留學。

臨行前,劉麗文和其它準備赴日留學的同學們一起,到位于長春的東北師範大學集訓半年,強化日語學習。教她們的是東京外國語大學的老師,很擅長教從來沒有日語基礎的人,讓你半年時間基本能夠滿足在日本上課的需求,學習強度之大也可想而知。

“在長春的半年,我們從來沒有逛過任何景點,臨近結業時才和日本老師去了一趟南湖公園,半年下來,根本不知道長春這個城市是什麼樣子”。學習快結束時,教育部想試試大家對日語的掌握程度如何,就從日本請了三個老師,模拟上了大學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和高等數學等三門課,當時劉麗文覺得好象聽懂了,但一到了日本,“所有的課就又都聽不懂了”。她後來才明白,開始所謂的“聽懂了”,其實是因為課程内容學過,“猜也猜懂了”。

“很着急,所以我就加強預習,但當時日語的閱讀速度慢,而閱讀量又很大,預習行不通,怎麼辦?後來我就試着把課都錄下來,可不到一個月,磁帶攢了一大堆,根本沒時間聽,隻好硬着頭皮往下跟。”剛到日本的第一年,語言上的障礙讓劉麗文過了一段辛苦日子,但挺過第一年後,她開始有了一種“比較自如”的感覺。

劉麗文在日本名古屋工業大學學習五年,拿到了經營工學科碩士和系統工學科博士,也體驗了一種與國内大學截然不同的生活。當時的中國留學生較少,一個大學隻有兩三個,駐日大使館裡有一個教育處,對留學生很關心,那裡的工作人員能叫上每個留學生的名字,留學生們去東京開會,可以吃住在使館裡,就像家一樣。而留學生們雖然來自國内的不同大學、到日本又分散在了不同大學,但彼此之間保持着很親密的關系,經常有各種各樣的聚會,女生們有時還幫男生做飯。由于是公費留學,也用不着為學費操心,所以在日本讀書的那幾年劉麗文老師過得簡單充實,全部精力放在了學習上,也沒有太強烈的想家的感覺。

博士畢業時,她的導師可以得到一個助教的名額,問她是否想留在學校工作一段時間。但劉麗文一心想離開大學,換個環境,因為留學五年,劉麗文已經充分了解了日本的校園生活,她還很想了解在日本工作的情況,于是來到位于東京的一個日中經濟法律中心,在那裡工作了兩年半。

新的工作的确給劉麗文帶來了很大的新鮮感,也極富挑戰性,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劉麗文已逐漸能在公司裡獨立地做一些項目,但在她的潛意識裡,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在日本呆一輩子,“我總有一種要回來的感覺,但何時回,回國後去哪并沒有具體明确的計劃”。“我覺得我這一生中幾次重要的轉折都不是我自己想要怎麼樣,而是命運推着我向前走”。

又是一次偶然的機會,在留學生會館,劉麗文碰見一位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力學系的訪問學者,閑聊中,劉麗文說起了自己目前的情況,這個老師就非常堅定的對她說:“你應該來清華,清華新成立了一個管理系,挺缺人的”。由于并不急于考慮回國的事,這些話她并沒有放在心上,“可這個老師非常認真,臨回國前,又到東京找我,執意要帶一份我的簡曆回去”,盛情難卻,劉麗文就給了她一份簡曆,誰知沒過多久,清華人事處就給她來信,邀請她回國工作,“當時工作特别忙,也沒好好想這事,那封信也就放下了”。但也許真和清華有某種不解之緣,一天,劉麗文接到大使館的電話,讓她去參加晚上的一個聚會,劉麗文就約了幾個同學前往,去了後才知道,是和教育部組織的各大學赴日招聘代表團聯歡,其中就有清華人事處的處長,“那個處長很誠懇的跟我們這些留學生談,意思就是歡迎大家回國,留學生們七嘴八舌的問給房子嗎,待遇怎麼樣?清華人事處的處長把大家提到的這些都一一認真記錄下來。”“還記得當時提到房子時,清華人事處的處長說,可以給大家解決一個筒子樓,當時一聽就很害怕,紛紛問什麼是筒子樓啊?人的要求是在不斷提高的,剛到名古屋時也是住一個簡陋的小破房,但到東京後,

因為有收入了,住房及各方面的條件都大大改善,一想到又要回到以前那種生活,心裡難免有點打怵”。這次聚會結束後,劉麗文接二連三收到寄自清華和清華經管學院的信,讓她記憶尤其深刻的是,當時擔任院領導工作的李子奈老師給她寫過的一封誠摯邀請她回國的信。“我挺受感動,感到清華是在認真歡迎留學生回國,并為此在盡力采取措施、創造條件。盡管當時清華給留學生的待遇無法和國外相比,但我能夠感受到,他們在為留學生盡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開始想是不是應該認真考慮一下回國的事了”。1991年秋天,劉麗文回到了祖國,正式加盟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由于當時“六四”事件過去剛剛兩年,為我送行時好多人都說我現在回去挺有勇氣的,我不覺得我有什麼勇氣,我的想法其實挺單純:既然自己本來也沒打算在日本長呆,現在清華很真誠的歡迎我回來,說明人家是用得着我的”。

三次重要的人生轉折,又都沒有刻意的安排與設計,與之相反,甚至還有些戲劇性的巧合,當我甚至有些羨慕劉麗文老師的好運氣時,她說“聽起來我好像是有些幸運,但細想想,沒有文革結束我就上不了大學,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要培養一批人的留學政策,我也出不了國……實際上任何時候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一個地方呆下來 自然就要好好幹下去

回想起在經管學院工作的這些年,從講師、副教授到教授,劉麗文老師感覺她的路走的很自然,“你在一個地方呆下來,幹下去,就應該是這樣,而且和年輕時追求新鮮刺激的心理不同,進入中年,更想在一個地方穩定下來,踏踏實實的做點事”。回國後,劉麗文老師一開始也沒有想過自己想做什麼,要做什麼,她的博士論文偏向于運作管理,而學院在運作管理方面也缺人,于是就讓劉麗文跟着潘家轺老師做這個方向,她二話沒說就朝這個方向做了。“我出國差不多8年,那8年正是中國翻天覆地變化的8年,回國後我對國内的陌生感比剛到日本時對日本的陌生感還要強烈。”因為是出國後才學新專業,加之受日語漢字的影響,很多專業詞彙用漢語表達就不是很準确,劉麗文清楚的記得第一次上完課,有的同學反映說“這個老師的中國話說的還不如外語好”,她突然明白:要想講好一門課就必須用最地道的語言讓學生聽懂你的意思。“于是就像剛出國時拼命學習日語一樣,我開始下功夫搞清楚那些術語”,後來她跟着潘家轺老師編一本書,需要查閱很多東西,劉麗文就參照書本将那些專業術語的英、日、漢三種表達全部搞清楚了。

“剛到清華的頭兩年,老教師們對我的幫助非常大,比如徐國華、潘家轺、劉冀生等幾位老師。徐國華老師帶着我出去開各種各樣的會,潘家轺老師經常組織我們讨論各種問題,在他們的帶領下,我開始迅速了解國内的有關學科領域和企業管理現狀。劉冀生老師當時是我們的教研室主任,從工作、生活各方面也都給了我很多關照。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清華人,具有很深的清華文化情結,但與他們相處,我從來沒感到過自己是外來人”。

談到這些年所做的科研和教學,劉麗文說,“從學科的角度講,這十幾年以來,企業的經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與此相适應,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斷變化,管理學術界也在不斷地探索和總結新理論新方法。你要想在課堂上讓學生了解這些新理論新方法,你自己必須先了解,所以你就要不斷的跟蹤這些發展,而且要研究為什麼會有這些發展,它的深刻背景在哪,動因是什麼,同時還要思考中國企業是否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區别在哪裡,有無可能借鑒,如果不能,應該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想深入了,就會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研究方案,我就會去争取申請一些課題。課題研究的一些結果,我會帶到我的課堂,傳達給學生,這個過程每年都在繼續,我的講義也每年都在更新”。喜歡不斷學習、不斷挑戰、不斷求新的劉麗文老師說,作教師最大的好處就是這種創造性,讓人的精神一直很充裕,不會産生工人反複做同一個零件時會有的那種枯燥感。

自認為比較懶惰的劉麗文老師不太愛申請什麼科研獎,盡管她知道在目前清華的評價體系下,得獎對于提職稱什麼的還是很有分量的,但她覺得“申請一個獎得填那麼一大堆複雜的表格,而作表格本身又不是什麼創造性工作,盡管不是不可能得獎,但懶得去弄了”。但她也有屬于自己的獲得滿足得到認可的方式,有時出去開會碰到一些外校老師,彼此介紹後人家會說“你就是劉麗文老師啊,我們學校開那門課都是用您的教材”。還有時,外校的學生會給她發來郵件,說“劉老師,您的那篇文章對我很有啟發”。她覺得這樣就足夠了。

孩子帶給我的愉快遠遠大于他給我的負擔

劉麗文老師近不惑之年才要孩子,孩子出生後,她突然覺得整個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小東西會約束我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小孩兩歲時,院裡有一個需要去英國劍橋做的項目,跟我的專業非常相關,但沒辦法,你就是走不了”。怎麼辦?為了三歲時可以順利送寄宿,劉麗文很早就開始給孩子做工作,反複跟他講“所有的小朋友一到三歲就必須到幼兒園睡覺了”,孩子慢慢也就接受了,當他長到三歲、送他去寄宿幼兒園後,一看果然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那裡睡覺,也就相信媽媽說的話是真的了,很愉快地開始了在幼兒園的生活。所以那幾年裡,劉麗文常常是周一早晨先把小孩送到幼兒園,然後轉身直奔機場,周五該接孩子了,她返回北京,再從機場直奔幼兒園。而和先生把各自的日程本拿出來對照,錯開彼此的出差時間在她們家也是常事……在孩子上寄宿幼兒園的那幾年裡,863項目,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際合作項目…,等等,劉麗文的很多項目就是這麼做出來的。“現在,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是,孩子仍然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劉麗文老師一臉幸福的說,“周末,隻要有時間,我會帶着孩子去頤和園後山爬山,秋天走得遠點,去爬香山,夏天和孩子一起遊泳,天氣不好時帶孩子看電影,很多活動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進行。回過頭來看,他帶給我的愉快遠遠大于給我的負擔”。

當她說起這些家務事時,我忽然想起她讀初中時的一段經曆,當時幹部下放,父母都到了農村,把她和幾個姐姐留在家中,姐姐們已經上班,早晨走之前把飯做好,中午她一個人回到家中,捅開用烽窩煤封住的爐子熱一下剩飯,但常常是捅半天火也着不起來,折騰一中午也吃不上這頓飯……。

興許是這段過早獨立的生活讓劉麗文老師養成了堅韌樂觀、從不怨天尤人的個性,和她聊天,聽不到牢騷和抱怨,始終都是笑聲和感激以及在生活事業中舉重若輕的坦然進取,也許人生是個極其簡單的過程吧,在一個又一個的轉彎處,她隻是順勢而行,輕松上路,真誠付出并珍惜獲得,如此,雖然已過知天命的年齡,但我覺得對于這些精彩的女性來說:生命才剛剛開始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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