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寶憲——永遠和學生在一起

——訪清華經管學院國際貿易與金融系教授朱寶憲

第一次見到朱寶憲老師，是在去年學院20周年院慶前夕，制作《二十風華》紀念畫冊的時候，忘了是什麼緣由，或許是朱老師喜歡攝影，或許是别的什麼，我們請朱寶憲老師為畫冊的制作出謀劃策，他就多次親自到辦公室找我，周到的告訴我他所有的通訊方式，當時的印象到現在還很深刻：敲門後，探了半個身子進來，目光炯炯有神。真誠的說：“如果我不在辦公室，就打我的手機”。

但由于時間的緊迫，《二十風華》終究沒有得到朱寶憲老師深入而細緻的指導，至今想來，仍覺遺憾。

再見朱寶憲老師，是乙酉農曆新年前在他的家裡，朱老師因患肝病在家休養。門開後，他閃在一旁請我們進去，眼神因面龐的清瘦顯得更有精神。半年多的時間，朱老師瘦了很多。

清華教授的辦公室裡最多的就是書，朱寶憲老師的家裡一眼望去，最多的也是書，高高低低厚厚薄薄的書錯落有緻的安放在仿古家俱裡，客廳就像一個小型圖書館，間或擺放着他用相機在各地的采風，還有學生們從四面八方飛來的新年賀卡……二十幾平米的空間将朱老師“教書育人”的職業默默诠釋出來。

做過七年制糖工人

朱寶憲老師1985年從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畢業後到清華經管學院工作，當時已經31歲。在上大學前，他做過七年工人。

那是在天壇東500米的北京第一食品廠，主要生産各種糖果、餅幹和面包。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物品匮乏，人們對糖果的需求很大，尤其逢年過節，常常是供不應求。朱寶憲這個一線糖果生産工人，工作自然就很累。“我在水果糖車間工作，主要的職責是将前道工序熬開的糖漿制成糖膏，并管兌檸檬酸和香精，這要用細鐵棒不停的在鍋裡攪拌，以制成各種不同口味的水果糖。我們三班倒，一個班八小時。剛開始的時候覺得特别累，下班以後倒在床上，一覺醒來，覺得四肢都不是自己的了，以後好像再也沒睡過那麼香的覺”。“那時候特别喜歡開會，因為開會就不用幹活，所以每到會快開完的時候，也就意味着又要開練了，就特别不情願的離開”。“後來慢慢适應了，也不覺得有多累了，那時候精力也旺盛，常常是下了夜班以後不回家，一大早騎車去香山瘋玩一天”。

那是二、三十年前的經曆了，整整七年，七年隻做一件事，重複一個動作，想象着一個翩翩少年手握一根鐵棒攪拌糖鍋的樣子，從日出攪到日落，從夜幕攪到黎明，有時候覺得人生說長也長，說短也短。

而那時候的朱寶憲老師，許是因為整日被糖果的香甜氣息所籠罩，對這份枯燥工作心裡并沒有太多的不平衡。“我是71屆的，在我上面的69屆和下面72屆同學大多都上山下鄉了，我的哥哥就去雲南兵團了，農村和生産建設兵團的環境更艱苦，比起他們來，我們這一撥能在城市當工人還算是比較幸運的。但内心對現狀也有不滿，希望能學點知識，真正做一個有知識的人，覺得不應該一輩子就這樣過了”。朱寶憲老師認為，自己之所以後來會上大學，可能就是因為跟周圍的人想法上差了這麼一點點，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點差别，督促他每天睡覺前不論多晚都要看一會兒書。“那個年代也沒什麼書可看，就是一些曆史方面的，也看不太懂，但是我逼着自己每天看一兩個小時，好像不看點書，這一天就過得特别不踏實”。

放棄一張報紙一杯茶的“美差” 完成學業兩級跳

粉碎四人幫後恢複高考，朱寶憲打定主意報名參加考試，廠裡和他一起報名的有三十來号人。因為他隻受過小學四年的教育，雖号稱初中畢業，但天知道在文革中學到了些什麼。車間主任也沒想到他會報名，而朱寶憲在廠裡表現不錯，年年是廠或總廠先進生産者，又是團幹部，于是廠部有人找到他說：你别報名了，報名也考不上，你要是安心留下來，廠裡準備把你調到廠團委工作。“那時工人最大的夢想，就是當上車間維修工人，因為那不用上夜班，機器有了故障就幫忙看看，很是輕松自在，而誰要是能當上幹部那簡直就是一步登天。”但那時的朱寶憲一心想上大學，這些對他來說根本構不成誘惑。于是他答複說：“我不去”，心想這麼多年幹活這麼賣力氣，不就是希望能讓廠裡推薦上大學嗎，現在可以考了，還有什麼猶豫的，什麼都不可能阻擋我。

而考試結果讓廠裡人大跌眼鏡，全廠共考取三人，朱寶憲是其中一個，其它兩人都是老高中生。填報志願時，朱老師很是無奈，他原比較喜歡理工，而基礎實在太差，所以就選報了經濟，說起來是很偶然的選擇，但是朱老師日後覺得這個選擇非常正确。他用讀碩士時老師曆以甯教授說過的一句話來解釋自己的看法：文科裡面法律和經濟相對内容豐富又通過努力可以學會，其它有的學科未必是這樣，有的很需要天份，譬如中文，你學得再多，也不見得能寫一手好文章，新聞也是如此。

大學畢業後，當時的分配政策還是哪來的回哪，所以他被分到了北京一輕局日化總廠，在宣傳科工作。用他的話說，“寫一些當時領導看起來很重要，時過境遷就沒什麼意義的總結啊，報告啊之類的東西”，工作閑的時候，想看看書，但是在工作時間看書好象還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碰上一個開明的領導，他會說兩句：看吧，我支持你考研究生。好象自己受了别人多大的恩惠一樣，所以幹了一年，朱老師覺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又考取了北大經濟系的研究生。

感同身受陳岱孫教授等大家風範

研究生面試時，面試考官是陳岱孫、厲以甯和他的導師範家骧教授，他記得很清楚，面試時，厲老師沒問任何問題，陳岱老那年83歲，他問了一個問題，好像是關于對凱恩斯主義和貨币主義興衰的看法，陳岱老說，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無論答不答，答得怎樣，都不會影響錄取你。唯一提了個問題的是他的導師範教授，也不難。面試多少給人以走過場的感覺，但對考生來說，這是最好的感覺，這讓很多年後的朱寶憲每當提起，仍心存感激。

在北大讀書雖然隻有短短兩年半的時間，但用朱老師的話說，那是北大經濟系最紅火的時期，很多大家包括陳岱老、陳振漢、胡代光、杜度、厲以甯、範家骧等活躍在教學一線。正因如此，北大兩年多對他為學為人都有很大影響。記憶中，陳岱老給他上過兩門課，從來都是精神矍铄，衣着整潔，而且思路清晰，語言精煉，加上陳岱老的經曆又有些傳奇色彩，身上就籠罩着一層神秘的光環。陳岱老有時在北大校園裡穿行，同學們常常停下來，站在老遠指指點點的。北大經濟系的學生中，常常有一些個性張揚而狂放的，然而對于陳岱老他們也一樣心存敬畏，朱老師回憶說：“我們班有個很狂的人，一般人都看不起，但幾次跟我說：哎，陳岱老院子裡的草長高了，什麼時候我們去給他拔拔吧”。“顯然，他們也以能給陳岱老拔草這樣的事為榮”。

陳岱老還有一件事讓他印象尤其深刻，當時班上有一個同學到美國留學，可能是因為壓力大，或是數學不太好，到後來他讀不下去了，就隻好再回到北大。就為了這個學生回來後不會受到同學們的歧視，陳岱老幾次托人專程來各級研究生的宿舍囑咐同學們，讓大家不要對他另眼相看，要跟他好好相處。朱老師感慨道：從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陳岱老的為人。

而在我看來，陳岱老等大師的這種遺風加之朱寶憲老師個人的成長經曆，都深深的影響了他日後為師的品德。他說，兒時就讀的學校叫南豆牙胡同小學，在朝内大街，大部分同學都是很窮很窮人家的孩子，家住城根，家長們大多沒什麼文化、從事純體力勞動，這樣的孩子，是不怕打架的，他們有時也需要通過拳頭來維持自尊，朱老師膽子小，打架不行，所以另尋維持自信的門道，所以就隻好在學習成績上出色一點。這真是有意思的解釋，他認真的跟我分析，以至于我也不自覺得認同了他的看法，心想，如果當年他膽子大一些，是不是今天就會成為什麼街頭一霸之類的風雲人物……朱老師還說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還有一個好處：窮人家的孩子都很仗義。他說這一點很重要，對他的一生也有很大的影響。

在清華經管學院做班主任做學生工作期間，朱老師始終能将目光和注意力投向那些看起來不太起眼的學生，用他的話說“有些農村或小地方來的學生，你看他有時不是特别會來事兒，有時可能還會覺得他不那麼會說話，但在我看來，他們的心地、志向和能力不比任何其他學生差，無非不過是他們缺乏一些鍛煉的機會而已”。很質樸的語言，卻不是每個為師者都能輕易做到的，我們都從學校中走出來，也都看過太多因為老師的态度而影響學生的态度甚至是命運的例子，“教育是什麼”，可能在統一的育人标準下，作為施教的一方很輕易的會關注那些更符合教化标準的群體，而忽視對那些“不起眼”個體的關注，這似乎也合乎人之常情，但請向朱老師一樣相信：生而為人，每個個體都是優秀的。如果說教育是一根化腐朽為神奇的魔棒，那麼請讓這根魔棒盡可能的施魔法到每個學生的身上。朱老師說着這些時，我特别希望他這樣做不是校園裡的特例，而是回歸了教育的本質。

清華二十載 最愛是學生

“由于真喜歡當教師，真喜歡學生，1987年底系領導要我作剛入學半年的經72班主任，我一口就答應了。從此，也和經72班30位同學結下了一段難解之緣。那時我沒事就往14号樓跑，一定有許多場嚴肅的談話、耐心的勸說、天南海北的閑扯和興高采烈的打趣，但因何而起，說了些什麼，都記不得了。當然，也去女生6号樓，對班裡九女生也有許多今天看起來多少有些居高臨下的噓寒問暖和親切交談。但是我清楚的記得，同學們明知道我嗓子破還非要我唱歌，而等我真開始了，他們就一起大聲唱，讓我很有成就感；大四大五時，有同學開始學打橋牌，我怕落人後，也一知半解說點什麼，使同學們誤以為我很懂，很迷，以緻有一陣兒，我一進樓道，就有同學大喊，朱老師來了，天鳴、國慶、鴻平或張晖快陪朱老師打會兒，被叫到的急忙熱情擺桌，弄得我隻好打起來，好像是專赴牌局來了，後來同學水平快速提升，明白了我的實力，但态度依然，熱情依然；我記得因同學老唱羅大佑的“戀曲1990”，我也喜歡了，老要他們唱，後來不知怎麼就公認是經72的班歌了，定時定點地要唱唱；我記得在同學們入學時出生的兒子（1987年9月1日）與他們一同成長，不到兩歲就參加班裡的新年晚會，什麼都不會，仍俨然小明星受追捧，很多年以後他仍自認為爸爸的學生他都熟，一次楊斌問他你知道誰是許紅兵嗎？他驕傲地說，“女生我都不認識！”，惹來衆人大笑，許紅兵覺得很沒面子，從此成為經典；我當然也記得每次班上舞會，都有女生輪流指導，非教不可，可實在笨，動作總生硬，雖感幸福，還是尴尬，很快就一頭汗水……”

“就這樣，起初不那麼起眼的經72班逐漸在學校變得很有名，學院看我班主任做的不錯，1991年讓我做學生組長，1993年做黨委副書記，主管學生工作。這一幹就是五年，有一段時間是金占明老師的研究生組長，楊斌老師的學生組長，曲慶老師的團委書記，林玉霞老師的學生科長，自以為是‘夢幻組合’，那時正是小平南巡後國家走上了市場經濟的快車道，學院要起飛之時，上下一片雄心”。“純均院長、子奈院長和章武書記是一叫就來，無論是風采大賽還是個别座談；隻要說是有助于能力培養，再困難也掏錢。幾位同事各懷激情，占明教授大處着眼，小事着手；楊斌老師牛刀小試，遊刃有餘；曲慶老師心想學生、情系學生；玉霞老師則永遠在幕後，也永遠在最需要幫助的學生前”。“那時是天天幹活、周周開會、月月有活動、年年上台階。一茬茬新生進來了，新生運動會和12.9歌詠賽成了鑄就經管人的最初熔爐；一批批同學入黨了，各個班級的大小幹部開始嶄露頭角；一屆屆學生要走了，畢業的時刻是收獲的時刻也成了最惆怅的時刻。那時，新年永遠與同學們過，最緊張的時候永遠是奪馬杯前，而最快樂的時侯則永遠是被學生圍住的時候。”

聽着朱老師輕快的回憶，眼前仿佛展現了一幅春天般的畫卷，一切都是欣欣向榮，一切都是生機盎然。朱老師說，學生工作使他成熟，讓他成長，學生給了他許多東西，他慢慢明白：學生活動無論是演講還是競賽，無論是歡歌還是苦練，無論是開會還是談心，也無論是創先進還是搞協會，過程永遠比結果重要，但是，不奮發追求結果的過程最不重要。因為，學校的所有育人環節對學生都是一次次的鍛煉，都是人才成長的手段，但都是至關重要的鍛煉和手段。

朱老師的學生工作幹到1996年初。1997年秋季代理過學院的黨委書記，1998年春當選為學院黨委書記。一年後由于身體不好，難以承擔雙肩重擔，深怕學院工作受影響，遂辭去了黨委書記的職務，一心放在學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中，2003年被學校聘為金融學教授。

我是清華人

“我是清華人”朱老師說不光自己這樣認為，他相信他所有的同事，他教過的同學，他的領導也都會這麼認為。朱老師引用了台灣作家龍應台說過的一句話：你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如果那裡有你的一個熟人或朋友，那麼你就會覺得這個地方對于你來說就不再陌生。“清華這個地方就有我的很多熟人、朋友、同事和師長，對于清華，我感到極其熟悉而親切”。

我當然知道，朱老師對于清華，對于清華經管學院的感情，遠不止于這種熟悉，更在于這二十年來，和學院一起成長一起經曆風雨的榮辱與共，這種感情不是局外人輕易可以理解的。他說，平時，學院工作很多，很多都是事關外事，事關高層的工作，多少有點覺得學院對教師噓寒問暖的少些；平時，也覺得老師們都很忙，相互間的溝通不很充分。但是，這次生病，他深深地體會到學院的關懷和同事們的關心，他感受到學院的幫助和教師的真情。而來自學生的關心則是一樣感人，他說，有一個同學在幫助他在香港買藥後跟他說，“咱們全世界都有人，美國有咱的人，歐洲有咱的人，香港有咱的人，新加坡有咱的人，需要什麼都能辦，老師千萬别着急”，有這樣的學生，借一句話說，“夫複何求”。

不知不覺，和朱寶憲老師已經聊到了黃昏，已然到了該告辭的時候，朱老師又拿出了他珍藏的自己的攝影作品，都是他到各個地方的偶然記錄，有情侶們的花前月下，有開得爛漫的櫻花，有建築，有風情，有山水，有各地的人們各種各樣的表情……我在心裡想，等到做學院建院三十、四十…..周年紀念畫冊時，一定請朱老師悉心指導。

後記：就在醞釀出這本集子的時候，傳來噩耗：朱寶憲老師因患肝癌醫治無效，于2006年1月10日上午辭世，享年51歲。學生們将恩師生前在世界各地拍攝的照片做成了一本美麗的台曆，我擺在了家裡的書桌上，每每翻看，故人重來。“人間的葬禮，天上的婚禮”——我仿佛看見：另一個世界裡的朱寶憲老師手舉相機，正對着他熱愛的學生燦爛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