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要］：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中國走出陰霾，時代嘎吱作響地為年輕的人們開了一道縫。年輕人們不再滿足于成為一塊被搬來搬去的“磚”，掌握自己的命運，為理想而奮鬥，一度為那個年代鍍上一層金色的光輝。

劉香成攝于1980年名為《三個戴軍帽戴墨鏡的小年輕》的照片。資料圖片

1982年，餘昌民從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畢業時，有兩個順理成章的去處，留校或去國家經委，他卻選擇了到蛇口。

1986年，高鐵博從天津師範大學畢業時，也可以坐等大城市的分配，他選擇去新疆。

一個南下，一個西行，選擇不同，卻都诠釋了一代青年的積極和灑脫。

出入清華

在考上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經濟管理系研究生前，餘昌民的一個心結一直沒有解開。

1966年的一天，正在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電機系讀大二的餘昌民，在一次體育課上，親眼看見一大批學生趕赴北大——去看大字報。“文革”就這樣悄然降臨。

史無前例的運動中，讀書成為了奢望。六年制的學業被“鬥批改”、“接受再教育”沖擊得七零八落。1970年2月，在凄涼的心境中，餘昌民最後望了一眼學校大禮堂，便作為“舊教育的殘渣餘孽”黯然離校。當時，大家甚至還沒開始上專業課。

乘着一趟南下的列車，餘昌民被分配到家鄉的武漢冶金設備公司，當上了一名産業工人。“我進這個工廠時，越走越荒涼，我最後穿過一個河塘，心裡晦暗極了，我當時想我生是這個廠的人，死是這個廠的鬼了。”

他心中始終有一個結。“雖然大家喊我大學生，但我心裡總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完整的大學生。”他多次打聽母校是否還有回爐班。時間一晃，就是八個春秋。

1978年，機會來了。

這一年，國家開始重新招考研究生。對于被耽誤了近十年時間的餘昌民來說，那些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突然擺在眼前，“唯一感覺就是末班車，趕上了人生就改變了，趕不上就完了。”已在武漢成家的他準備考當地的華中工學院（華中理工大學前身）。

把荒廢已久的功課撿起來，艱苦難以想象。英文忘幹淨了，俄語又用不上，餘昌民便自修日語；六公分厚、大開本的工科教材，“像啃磚頭一樣啃下來”。宿舍裡經常停電，就留在車間裡複習，夏天太熱，就讓吊扇呼呼直吹，冬天太冷，就把火爐燒旺一點，唯有複習之勤奮，不分寒暑。一年下來，他的學業已大有起色。

此時，餘昌民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寄信人是自己當年的大學同學姜彥福。在這封充滿了殷切期待的信中，姜彥福力勸老同學報考自己正在籌備的清華經管系，他這樣描述道：“這門科學是真科學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廣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響和作用要比一般學科更深遠。”

餘昌民被說動了。

1979年，餘昌民以優異成績重返清華，成為了首屆經濟管理系研究生。這個系在幾年後，變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經管學院。餘昌民的理想有驚無險地起航，此時的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同時，在天津靜海，另一位青年的理想剛剛開始發酵。隻不過，命運對他顯得有些荒謬。

叛逆與常識

1977年，高考制度恢複。盡管“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但畢竟為選擇不多的青年人改變命運提供了機會。在那以後，沒黑沒白，近乎着魔地學習、複習，幾乎就是高鐵博大學之前的全部生活。

隻是，與目标明确的餘昌民相比，身在農村的高鐵博對自己将來的學校、人生規劃，根本不敢多想。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全屆同學不論報考的學校還是院系，均由班主任等老師代為填報。志願表，高鐵博他們連見都沒見到。

1982年，高考成績揭榜，17歲的高鐵博考入天津師範大學政教系。然而，眼界稍開，高鐵博頓時驚呆了——自己的成績分明比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還高了幾十分。中學班主任的“好心代辦”，帶給他一個并不滿意的學校和專業。

“我内心積蓄的叛逆堅定起來，我渴望自由，決定不再盲從屈從，而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是高鐵博最深切的體會。

為此，高鐵博除了每天不得不上的三兩節專業課，幾乎都泡在了圖書館，饕餮般地借書讀書。當時，他身兼系學生會的學習部部長，大學前兩年的成績未出過前三名。

由于打小喜歡文學，高鐵博加入了當時剛剛組建的文學社團——“走廊詩社”。那時，伴随傷痕文學、新詩潮的興起，校園文學氣氛漸濃。詩社的一群骨幹夜晚小酌後，在學校花園縱情歌詠，“好像不服李白的歲月”。

“那時，若有人往人流中丢粒石子，哎呀，那人不是作家就是詩人。”他回憶道，當時最契合自己心境的一首詩，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作品：“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伴随着人性的解放，整個社會回歸理性，機會也在增多。

1980年，餘昌民被幸運地選中，成為清華經管系唯一一個赴日研修生。臨行，一位老師拜托他找日本某位全面質量管理專家，讨教一個問題。誰知，到了日本企業一問，竟然沒人認識這個“著名專家”——每個公司，都擁有針對自己的一套成熟管理模式，而非全民信奉一尊神。

“什麼方法真正合适，不在于誰有什麼背景、什麼權力，而在便于操作和實施的原則。”餘昌民感歎，通過在國外的學習，“我們最初明白的道理其實是常識。”

回到國内，補齊學分，餘昌民交上的一篇畢業論文與衆不同，主題是“企業素質的改善”。

這個論文主題一度讓他的導師不太滿意。餘昌民笑道，清華作為一所突出工科特點的學校，畢業論文要通過的話，有一個訣竅是引用很多參考書，西文越多越好，還要有很多數學公式，弄得導師和評審人都不一定能懂。但是，當時的餘昌民已經感覺到，中國的問題不在于這些公式的多寡、對錯，而在于工廠的體制，進一步說，“怎麼調動人的積極性。”

事實上，積極性，也成為那一代青年的普遍情緒。

南遷

1982年，即将從清華經管系畢業的餘昌民，開始思索分配到哪去的問題。

這原本并不是一個問題。當時，清華的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籌備在即，作為學校着力培養的精英，留在學院任教，可謂“天經地義”。但是，一個消息的傳來，撩撥起餘昌民的心弦。

那一年，大學畢業分配的原則定為“哪來哪去，不造成新的兩地分居。”對于餘昌民這樣的學生，這個原則無疑顯得很人性化，畢竟，與家人分居的時間已經太久了。

好不容易培養的師資面臨流失，系領導心急如焚地向餘昌民提出“妻子借調，孩子借讀，住房借用”的三借政策，清華實在太想把他留下了。

系裡推薦的另一個備選，是去國家經委。用現在的話說，這意味着成為國家部委的公務員。餘昌民為此聯系了時任國家經委經濟管理研究所副所長潘承烈，很快便收到熱情的回信：“能來經委，十分歡迎。”

就在此時，餘昌民在宿舍與同學一次聊天中，第一次聽到了“蛇口”的名字。“那裡是經濟特區，你去挺合适。”老同學如是說。“沒有包袱，沒有顧慮，沒有條條框框，沒有疲塌和說風涼話的人……”餘昌民一時怦然心動。

反對的聲音很快出現，有的同學說那裡是“蠻荒之地”，還有人說，學廣東話相當于學一門外語。有的人也想去闖闖，但是考慮孩子以後留在清華上學的問題，還是“不冒這個險了”。

猶豫再三，餘昌民決定，找蛇口工業區的開創者袁庚談談。

1982年12月的一天，吃過晚飯，餘昌民騎車前往西苑，拜會正在北京開會的袁庚。

兩人一見如故。袁庚特别喜歡談美國，餘昌民卻言必稱日本，二人談得興味盎然。“袁庚當時就打電話給蛇口說了我的事。”餘昌民回憶道，“工資待遇多少，住房條件多少我一概沒有要求，事業幹好了，這些水漲船高。”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全家可以在蛇口團聚。

1984年，谷牧副總理（左一）視察三洋電機（蛇口）有限公司時，餘昌民（右一）當日語翻譯

“去國家經委，那是個大機關，我即使在學校，可能就講那些虛的東西。”餘昌民說，袁庚開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态度，讓他覺得自己到這裡是能有所作為的。

争奪人才的拉鋸戰開始了。1983年初，袁庚邀請清華校長劉達南下考察蛇口。學校特意指定餘昌民陪同，實際上，寄希望于校長對餘昌民留下印象，親自出馬留人。

不過，人最終沒能留下。回到北京，餘昌民鼓足勇氣，給系領導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前往蛇口的意願。“人在關鍵的時候就不能猶豫不能退縮，這一退縮是千差萬别，關鍵的時候努力一把，與放棄了的結果相差很大。”

幾天後，他得到了校方同意的批複。臨行前看望校長，劉達轉送給他一封袁庚來函，“清華失一小餘，無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夏天，餘昌民舉家遷往蛇口工業區。家中最值錢的幾大件：一張床，幾個櫃子，一個書架，一輛自行車，全部用火車運過來。初到時，一家四口人住過一間房，也在别人家裡寄宿過幾天，直到一批新房子下來，才開始住上三室一廳。

八十年代，餘昌民曆任蛇口工業區企業管理室主任、發展研究室主任，是為袁庚左膀右臂。

餘昌民已經抵達了改革開放前沿的橋頭堡，而高鐵博則把目光投向了偏遠落後的邊疆。

西行

1984年，正在讀大二的高鐵博萌發了畢業後“闖天下”的想法。“我自己的路自己選、自己走！”按照他的設計，第一步就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像一個行吟詩人，先走遍中國的邊邊角角。

一開始，外系的一位好友勸他打消這個念頭，因為這想法實在太過另類。後來見他态度堅決，便介紹他認識了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的甘肅同學。

當時國家正在内部醞釀設立三峽省，以水利部為主力的籌備辦設在北京玉淵潭公園，這位甘肅同學就是已在籌備辦挂上号的“老人”，很快，他把高鐵博也介紹給籌備辦，兩人瞄準的目标，是将來的《三峽日報》。

此後，高鐵博周末基本奔波在京津之間。幾個月後，兩人如約來到籌備處一位老大姐的辦公室，關好門，老大姐拿出一份文件舉到他們面前說：“不能拿，隻能看，看前面一點就行了。”文件上，是一個令二人傻眼的消息：三峽省“下馬”了！

三峽省沒了，高鐵博将目标改為新疆。他說，自己喜歡新疆人的淳樸與豪爽，喜歡綠洲、戈壁、沙漠、冰山。

正式提出支邊申請後，系領導和班主任向他傳達了學校的意見：首先，國家并沒有給天津分配支援新疆的任務；第二，“現在哪裡都搶着要大學生，我們自己培養的大學生怎麼能随便給外地呢？”校方希望高鐵博安心等待将來的統一分配。

高鐵博随即提筆，給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鵬寫了一封信，再次闡述了自己去新疆支邊的願望。他做好了這封信石沉大海的準備，但“哪怕私奔，我也要去新疆！”私下裡，他通過一位師友，自己聯系了烏魯木齊晚報的工作。

兩個月後，高鐵博得到消息，李鵬辦公室已經給天津市高教局下達批示，要求支持其支邊請求，學校也不得不同意。随後，烏魯木齊晚報在最快時間内為他争取到接收指标。

最後一關，是家長的簽字同意。

高鐵博回憶，去新疆的事，他事先未和父母仔細商量過，當他突然把此事攤開在父親面前時，父親“暴怒并當着學校代表表态：一，堅決不同意；二，若我一定要走，必須先脫離父子關系！”最終，還是高鐵博的姐姐瞞着父親，為弟弟代簽了字。

大事已定，學校為高鐵博草草舉行了歡送儀式。這是天津市第一個支邊新疆的大學生。

1986年7月，高鐵博從北京火車站乘車奔赴烏魯木齊。站台上，面對哭成淚人的戀人，高鐵博重重地吻了她，喊出：“我愛你，等着我！”轉身撲上了緩緩啟動的列車。

可惜，很少有愛情能經得起時空的考驗，分手的那一天，終究還是來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那曾是高鐵博最熱愛的詩句。

浮沉

聊以慰藉的是，新疆一如高鐵博的預期，為他的才華提供了盡情揮灑的舞台。

在烏魯木齊晚報，高鐵博迅速成為有資格寫通稿的記者，由于素有詩情，副刊部甚至經常給他預留版面，等着他的詩作早晨去“補空”。

一次，他接到個體戶舉報，市工商局一個叫古麗的女幹部“吃拿卡要”。經過溝通，市工商局與報社成立聯合調查組，高鐵博應邀一方面“參與破案”，一方面跟蹤報道。最後，挖出了一個一年多時間裡貪污挪用高達十幾萬的腐敗幹部，這在當時可謂“巨貪”。這個輿論監督報道，獲得新疆好新聞獎，高鐵博随之聲名鵲起.。

而在中國的另一端，餘昌民正在蛇口，進行一場至今看來都驚世駭俗的民主實驗。

那時，蛇口工業區推行領導班子的民主評議制度，并在1983、1986年進行管理委員會的民主選舉，在1987年、1990年和1993年進行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董事會的民主選舉。餘昌民參與籌備，構思細節，積極助推。他回憶道，當時袁庚曾講過這樣一句話，“搞選舉的意思，就是不能讓某位京官或者某個公子到蛇口作威作福。”

1990年，餘昌民還親自參加了第二屆董事會的選舉。籌備階段，他所在的發展研究室認真研究了選舉人分布、制定宣傳策略。據說，有一天早晨醫院上班，每一名醫生的桌上都放好了一張競選“傳單”。

三天答辯，餘昌民在第一天第三個出場。他平靜地讀出演講稿，“當蛇口邁入新的階段，應該特别突出對人的重視，最大限度地發揮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

“遲早，我們會陸續退出蛇口的舞台。讓我們的子孫為我們自豪吧，一個光明的蛇口就是我們的豐碑！”

然而，餘昌民當時也許不會想到，真的退出蛇口時，卻盡是落寞。

時代的車輪駛入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大潮裹挾着中國滾滾向前。蛇口，這個餘昌民心目中的理想國，變得更加功利、精明，仿佛“靈境又回歸了凡俗”，“人的養成和培育已經退化成為一個純粹的公司了”。

1994年，他交接了總經理助理的工作，随即請纓管理和開拓蛇口的文化，然而，這項工作，比他想象的要艱難。

很多年後，他在博客上寫道“當蛇口開始對文化設施的建設投入加計利息、對文化的運作要求利潤的時候；當與俄羅斯的音樂合作計劃受到嘲笑的時候；當大劇院添置售票電腦備受指責的時候；當把兒童組畫《二十一世紀的蛇口》送往總部新廈多媒體會議室遭到冷遇的時候；當千人幹部大會結束後漫然散去、對特意準備的國際獲獎精品電影《黑駿馬》不聞不顧的時候……耳邊一個聲音說：‘你可以放棄蛇口了。’”

“雖然我們可以指揮千軍萬馬，最後卻發現沒有一點東西是屬于你自己的。”他對《中國周刊》記者感歎道。

1998年，餘昌民辭去蛇口工業區的職務，成為深圳一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長，現已退休。如今，未完成的蛇口，成為他時常唏噓不已的舊夢。

同樣在九十年代末，東南沿海開放城市注重引進有成熟經驗的人才，1994年底，高鐵博從新疆舉家遷往廈門。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初單純、和諧的單位内部工作環境不複存在，随着派系争鬥越來越複雜激烈，專心搞業務已經變得不可能。“環境好時已經獻了青春，環境變了不想再獻終身”。到南方有助于孩子未來發展也是考量之一。如今，作為資深報人，他就職于當地發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紙，并緻力于海峽兩岸的新聞交流。

環境變了，很多當年的理想者們也開始調試過去的選擇。高鐵博說，他對當年的抉擇并不後悔。“物可塑身而不能塑心。理想色彩可以淡化，人品德性決不能淡化。”這是他始終堅信的理念。

餘昌民說，有時看到後來的年輕人留在蛇口，他一方面很高興，一方面不免想到自己。“我會選擇自由、随心所欲，能夠把自己精力、知識、正直、熱情，在自己的晚年發揮出來。”

說出這句話時，他似乎依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轉自《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