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老師看上去非常年輕，一點看不出旅居海外多年的漂泊之感，他腳步輕快的在偉倫樓裡走過時，就象一個初來乍到、剛留校不久的好學生。

李老師從清華畢業起，就一直在各種各樣的大學裡學習工作，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他對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一個學生，他套用當年陳岱老的一句話說：“我這輩子隻做了一件事，就是當學生”。

回北京是回家 回清華是尋根

李稻葵老師出生在北京，童年時，跟随父母下放，輾轉到湖南、江西和四川等地，16 歲回到清華園讀書，是清華經管學院第一屆本科生。1980年，改革開放在中國方興未艾，剛剛複建的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經濟系适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招收了第一屆管理信息系統專業的本科生，因為是第一，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一切都是學生和老師共同摸索，同學們戲稱自己為清華經管學院前進道路上的鋪路石，李老師則诙諧的叫做“試驗品”。大學五年，是李稻葵人生記憶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強的階段。當時一共學習54門課，要學各種語言，他每天早早的起床背英文，然後經過無比充實的一天，晚上到主樓東三樓的教室收聽英語廣播。雖然日子很忙碌，但從來沒有累的感覺，李老師認為那五年也是最令人難以忘懷的五年。所以經過多年的國外漂泊，如今他又選擇回到清華園裡，是回家，也是尋根。

二十年來，李老師在世界各地搬了無數次的家，加上五歲時就幫着父母搬家下放五七幹校, 自己戲稱是個搬家專業戶, 孩子在母親的肚子裡就聽慣了拉粘膠紙加封紙箱的聲音。回清華之前，他從沒有買過房子，也沒置辦過像樣的家俱，都是便于搬運的便利式家當，不是買不起，而是在他的潛意識裡從沒有過要在哪個地方安家的念頭，因為無論在美國還是在香港，他從未找到那種安定的感覺。1999年，李稻葵老師到香港科技大學教書，趕上香港第一大雜志《壹周刊》十周年社慶, 做了一個“香港百人的十年”的系列訪談，記者給李老師的采訪命名為《處處無家處處家》，還配了一張他雙手攤開顯得有些清白無奈的照片，李老師覺得這題目這照片把自己半生的人生狀态表現的極為貼切。

這次回北京回清華，對他來說是真正回家了。也正因如此，盡管生活上一開始難免有些不适應，但他說“可以慢慢的學習和适應”，因為他是“回家了”。

人生中三次“非理性”選擇

大學畢業前夕，正值“鄒至莊經濟學留學計劃””的第一年，李老師和經管學院其它6位學生外加計算機系的一個同學代表清華參加考試，100％被錄取，當時全國唯有清華取得這樣的成績。獲得第二名的李稻葵老師被鄒教授推薦申請哈佛的留學資格。獲得第一名的是現在清華經管學院做特聘教授的周林，當時他從複旦數學系畢業後留在複旦管理學院任教， 鄒至莊把周林留在了他本人所在的普林斯頓大學。

由于是第一年，一切都進行的較晚，錯過了申請截至期，但是恰逢哈佛大學帕金斯教授來北京，對李稻葵說：你先來做我們的訪問學者吧，第二年我推薦你讀書。于是21歲的李稻葵就帶着求學夢遠渡重洋。離開祖國的那天，他記得很清楚――1985年9月13号，一個星期五。由此也開始了他海外求學的漫漫生涯。

由于訪問學者年齡普遍偏大，人們都慣稱他們為“老訪”，李老師可謂當時的哈佛校園裡最年輕的“老訪”。在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HIID)結束了為期一年的訪問學習後，1986年李稻葵正式入哈佛經濟系攻讀博士，從師艾裡克.馬斯金,安德烈.史萊法,以及亞諾什.科爾耐, 主修經濟理論,公司金融和比較經濟學。199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經濟學)學位。

在随即開始的工作曆程中，李老師稱自己有三次“非理性”選擇，他說這和經濟學人理性選擇的特性是截然相悖的。

從哈佛畢業後，紐約大學（NYU）商學院的金融系和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經濟系同時向他發出邀請，請他做助理教授，金融系的工資比經濟系整整高出一倍，而且NYU的金融系水平不錯，當時自稱全美排名第四，隔壁就是華爾街，與當時的美國股票市場（American Stock Exchange）隔樓相望。現在中國網民和股民無人不知的朗鹹平教授就在NYU金融系做助理教授，清華經管學院特聘教授裡的梅建平教授也在那裡，但李老師執着于自己的興趣所在，覺得興趣既然在于經濟學，日後如果在經濟系工作照樣可以研究金融問題，但反之就有些不務正業之嫌。于是他選擇了密西根大學的經濟系，他稱這是第一次“非理性”選擇，他違背了經濟學收入極大化的原則。

第二次是1999年離開美國，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對他的這一選擇感到不理解，說香港學術名聲不如美國好，中國人對香港科技大學這所極其年輕的大學不了解。當時美國南加洲大學（USC）誠心邀他加盟，許與終身教職，李老師卻義無反顧的選擇了香港科技大學，他至今也不後悔。他認為香港科大的學術環境，學術管理體制，學術标準以及師資水平一點不誇張地說是亞洲研究型大學的楷模，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迅速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和西班牙的龐畢羅大學一起被稱為過去十年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奇迹。比如香港科大MBA 和EMBA的國際評比在亞洲總是名列前茅，這一點圈裡的人是熟知的。事實上， 前一陣子北大教改，香港科大現象被明确拿出來讨論。科大又是一個非常适合學者生活的地方，背山面海，非常舒适。最重要的是，在美國研究中國經濟是旁門左道，而在香港研究中國經濟卻是主流。李稻葵在香港科大呆了五年，這五年他過得非常愉快，對科大總是心存感激。

第三次就是二十年後再回清華，很多人對此也有疑問。清華的工資福利待遇還不到香港的一半，生活和學術工作的條件比香港科技大學也差得不少。的确李老師回來後，曾經有些不适應， 生活上的不便讓他開始理解“張大民的苦惱”。但他認為能回來是一種福氣。和香港比，中國内地是個完整的經濟政治主體，而且是個影響日益巨大的經濟政治體。這一點，不僅香港沒法比，台灣、韓國、新加坡、泰國、日本、歐洲各國都無法比。所以，中國就象今天的美國，當年的英國以及戰前的德國，在這裡進行的社會科學研究有可能成為世界學術圈的主流話題，有可能是領跑者。換句話說，勢在中國！認識到這一點，李稻葵說，盡管自己可能會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難，但一定會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

他說，海外很多同行打心眼裡想回來，但是一時回不來，或是主觀上沒有條件，或是找不到象清華經管學院這樣有魄力的對口單位，或是家裡不支持。他稱自己之所以能夠順利通過家庭這關，是因為孩子還小，兒子才五歲，沒有表決權，所以他就代替行使了投票權，這樣一來就過半數通過了他的提議。

帶着出國的心态回國

如果說做特聘教授時，每年抽出一兩個月到清華上課，在學院同行看來還有些身份上的特殊，那麼現在，李稻葵老師徹頭徹尾成了學院的一名普通教師，從7 月4号上班到現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他隻有一天由于外出開會，不在清華，不在他的辦公室裡。李稻葵和學院其它老師一樣，朝來晚走、沉于教學與科研，中午和經濟系同仁們在偉倫咖啡廳借午飯時間小聚……一樣忙碌，一樣樸素。但他心裡明白，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和清華經管學院今非昔比，不是他畢業時的情況，需要抱着出國的心态來學習，以适應和研究這個經過巨變而且還在變化的環境，這比去了解國外可能還難，所以必須象列甯說的，學習學習再學習。

由于白天事情多而雜，李稻葵老師習慣晚上工作或是看書，但是家裡人多，很擠，平均每個房間2.33個人，他開玩笑說他家的住房标準嚴格處于清華碩士生和本科生區間。于是他就在陽台上支了個辦公桌，可是一開燈，蚊子就進來了，紗窗修了也沒用，關上窗子又很悶，于是他就喜歡晚上到辦公室，如果開車的話，去的時候好辦，回到小區就沒有車位了，隻好騎自行車，可是工作結束想回家時，發現自行車丢了，李老師納悶：車停在亮處，還有保安看着，怎麼會丢呢？納悶歸納悶，家還得回，看見李老師犯愁，學院的保安好心的說“我馱你一段吧”，一坐上自行車，李老師就後悔了：昏暗的路燈下，校園的大道上，他感覺實在是别扭，像是回娘家的小媳婦。無奈，李老師又買了一輛車，怕再丢，就興事動衆每每把自行車停在汽車車庫裡，怕得是再重溫回娘家的感覺。晚上回家時，李老師叫門，保安來給開門，一來二去，車庫保安又跟他混熟了。家裡住房條件差，辦公室就當成半個家，平時有空就過來，困了睡在辦公室的長沙發上，所以他的辦公室裡從提神醒腦的茶到休閑放松的音響，一應俱全。李老師自然希望自己有足夠大的房子，這樣在家裡就能有自己的空間，可是在北京尤其是清華一帶買到合适的房子不是一個簡單的價格問題，在課堂上和文章裡演繹了無數遍的“轉型經濟中價格不是唯一的均衡機制”這一道理現在落在了自己頭上，還真是無奈，由此他深深地體會到“經濟學的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改善社會大衆的福利”這句話的份量。

每天接送小孩對他來說也很有挑戰性，正是上下班高峰，堵車非常嚴重，但他對自己的駕車和泊車技術很自信，他在美國各個城市生活過，擁擠而規矩繁雜的波士頓他都應付自如，所以他堅信在北京一般人開車找車位的本事都不如他。盡管如此，最後還是搞了“改革”， 從開車變成了騎車接送孩子上下學，每當在紅綠燈間魚遊自如， 超過一輛輛緩緩蠕行的汽車，油然産生一種開超級跑車的感覺。李老師和家裡人開玩笑說，不到半年，我們走過了從寶馬到捷達再到三斯（自行車牌子）的曆程，應該用“辨證和發展”的眼光看這個問題，咱們幹脆就自己命名我們的自行車為 BMW X3 （寶馬最新出的越野車）吧，以體現進步和希望。

即使是工作上也不免有煩心之時，他知道需要保護自己的感覺，他說“盡管這些無奈客觀存在，不能也不用否認，但是這個地方是家是根，所以就要包容，就需要耐心，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所有回國的人都會遇到這些問題，好在我去過各種不同的地方，見過許多不同的人和事，比較能學習。所以我相信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

興趣多樣 尤愛汽車音樂和體育

一直以來，李稻葵老師都認為自己是個認真的學者，但不是一流學者，因為不具備一流學者所具有的一些特性，比如專注。李稻葵老師很佩服這樣的學者：他們興趣單一。他說這是做一流學者非常必要的。而且他認為自己也沒有做一個一流學者的驅動力，他說功名心很強的人更容易成功，功名心在他看來是一個很好的詞，并沒有什麼貶義，有功名心的學者，他對自己的學術名聲看得比生命還要重，這樣就會有成為一流的重要驅動力，這是很可敬可愛的，是很難得的，是學校裡教不出來的， 好比體校教練特别喜歡挑選那些競争心特強的好苗子，這是一個好運動員最寶貴的素質。 而這一點上，他自愧不如。

李老師自認為是個功名心不重的人，而興趣很分散。除了他熱衷的經濟學，還有三大熱愛：汽車、體育和音樂。因為熱愛所以鑽研。李老師對車的衷愛在我看來已經到了癡迷的程度。在國外這二十來年，他一共擁有過 30多輛車，每到一個新地方，首先逛的就是汽車市場，剛到哈佛不到3個月，就花50美元從室友（現在已是世界有名的控制論方面的專家龔維博教授）那兒買了一個破舊不堪的福特小牛（Ford Maverick），該車的原車主是哈佛的何玉奇教授（現任清華特聘教授）。在李老師手裡，這破車竟被收拾的漂漂亮亮的，一次他把車停在哈佛應用科學系後面，被何教授看見了，這個哈佛的教授驚呼：“這是誰幹得？這個人了不起，我要見這個人，雇他給我修車。” 李老師到香港科大後，校方還沒跟他面談，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香港的汽車市場，鑽到車底一看就是好幾個鐘頭，褲子都磨破了，第二天沒得穿，隻好借别人的褲子去面談。

對車的這種異乎尋常的熱情，在李稻葵的大學時代就顯露出來了，那時當然沒有汽車，他就把這種熱愛傾注在了他的那輛自行車上，回憶起這段經曆，他還難掩自豪感，那是他的父母從國外帶回來的一個英國進口車，特别好騎，同學們中午休息了，他就會抽時間擦車，把愛車的邊邊角角都擦拭一新。

李老師還喜歡體育，尤其是籃球，哈佛年代，常常買5美元的學生票，去波士頓花園球館看球星們的比賽，對當時的球星包括Larry Bird，Kevin McHale，Robert Parish如數家珍。每星期打兩次球，幾十年如一日，籃球場上結交了不少好友。現在清華北大回國人員中，就有一大幫是那時的球友，現在見面，還是以問訊球藝寒暄。

三年前年他到美國華盛頓開經濟學年會，碰見很多經濟學界的同行，難得碰面，大家商量晚上搞個聚會。但他發現，當晚剛好有一場華盛頓奇才隊主場對印地安娜隊的比賽，那是麥克喬丹第二次複出的最後一個賽季，于是不惜重金，買得好位子的球票，早早前往球場觀賽。老喬丹果真不負期望，苦戰雙加時，獨得41分，取得了勝利。 第二天還不過瘾，買來< <華盛頓郵報>>剪下相關報道，和球票一起保存至今。李老師不好意思告訴同行們他要看球賽，就狡黠的稱自己有别的事遲到了兩個小時，他知道如果告訴大家真正的原因，這些嚴肅的經濟學家們一定是搖頭不解。大學時期他也喜歡田徑，喜歡琢磨短跑，研究怎麼跑怎麼練能速度更快。很多人不理解做這些事的原動力是什麼，李老師的解釋是學會了一件事本身就是回報，他說一種技能從不會到會是一件讓人很興奮的事。他還喜歡音樂和戲劇，小時候父親從江西幹校轉到四川工作，和一幫文藝界老同學恢複了聯系，經常有人送票，他就常常去看演出，看完了還不夠，還經常和爸爸讨論“這個編劇怎麼樣，導演水平如何，假如我來重新做， 會怎麼幹”之類的問題。多年的國外生活，他的一大收獲就是養成了欣賞嚴肅西方音樂的習慣，專門旁聽哈佛音樂系本科生的課，學會了下午5點鐘到波士頓交響樂廳排隊買當晚演出的票價為5美元的學生票；每到一個大城市，喜歡到當地最有代表性的音樂廳聽一場演出，幾年下來對各個樂隊的特點以及音樂廳的效果甚至是音樂廳的最佳音響效果點略有心得。

這種熱情好象與他對經濟學的态度如出一轍，卻是存在和釋放于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裡，讓我有些驚訝的同時，又多多少少對李老師由敬仰生出幾分親切。

人生至此，更多得益于機緣、良師與益友

每個人成長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人的支持與幫助，李稻葵覺得自己最幸運的是，周圍總有許多非常優秀的人影響并扶助着他。大學時代的一大批清華老師，讓自己受益匪淺，為今後的學習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中許多老師還在學院任教，比如同系的張金水教授。能有機會回母校和自己的老師作同事，是一個學生莫大的福分。大學時代同學間的影響，也收獲匪淺， 比如有一個同班同學，屬于不用功的那類，很少上晚自習，常常不做作業，學期末時就會找到李老師問些古怪的問題，看似簡單，但他反而答不上來，因為他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通過解釋，李老師自己也得到了提高，所以他說這個同學看問題能抓住要害，有深度，有穿透力，是個天才。後來這位同學在美國金融界做的很好。出國後更是如此，李老師結識了一大批目前在經濟學界非常活躍的人物。樊綱，在哈佛時他們日日為伴，一起讀書，一起買車、賣車、修車，樊綱看問題有非常獨特的眼光，文筆也了得，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李老師說都值得他學習和敬仰。

清華、哈佛雙料同學胡祖六，有湖南人的氣派，大手筆，要做就做最好，待人接物顯出領袖的風範，讓他很受啟發。哈佛同學，清華校友錢穎一，極其有邏輯性，做事嚴謹認真，不做則已，要做就做的一清二楚，“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剛到哈佛時的室友王一江，舉重若輕，講究直覺，悟性極強，什麼事覺得勉強他一定不做，各方面想的透徹清楚了才采取行動，從不蠻幹，常被稱為“超級理性”。哈佛同學、多年的合作夥伴白重恩，數學家的思維非常嚴謹仔細，凡事總有獨到見解。“這些人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多見的”李老師由衷的說“每個人都是好幾本精彩的書”，值得好好讀下去。

一些提拔過他的良師，李老師終身感激不盡，哈佛的論文指導老師MASKIN手把手的教他如何思考學術問題，SHLEIFER教授雖不是手把手，但對他的事業幫助非常大。

李老師稱自己沒有突出的過人之處，唯一的特點就是樂于學習，不疲于學習，不僅跟老師學跟優秀的人學，他還喜歡跟不同背景的人聊天學習。他喜歡跟黑人聊天，跟他們交朋友， 從中了解到美國黑人的從政情結；跟同性戀的人聊天，想知道他們怎麼看這個社會，怎麼評價男人和女人的美醜，如何看待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制度安排；在香港跟打掃衛生的工人聊天，和門衛保安聊天，了解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看社會問題的視角，也學習如何講更标準一點的廣東話。

終身學習的李稻葵老師打趣說，西方人死後立的墓碑，一般是當地社會聞達的傑作，偶爾也有自己生前就寫好的，最能客觀評價一個人的一輩子，去一個古鎮， 一定要去訪問墓地， 很有看頭。 自己的墓碑， 如果後人這麼寫，就心滿意足了： “此本平庸之輩，唯嗜學，廣結各路英才，乃一生充實”。

劉翔的突破讓我感動 經濟學為什麼不可以

談及回來後要做的事，李稻葵老師平靜中掩飾不住激情。他說中國目前需要認認真真研究中國自己所面臨的重大經濟政策問題的經濟學家。自己回清華以後，仍要堅持國際學術标準，這是大前提，但“更重要的是”，李稻葵老師真切的說，“我們要跟世界對話，要把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升華成理論和國際學術界同行進行對話，對話不等于照搬，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要跟國外的學者說，中國的發展有多精彩，但中國的問題你們是不能完全解釋的，你們大多數研究的基礎是西方包括日本的經驗，至少需要修正。我們要跟外國人講，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和美國20世紀初以及日本19世紀下葉的經濟崛起絕對可以相提并論，我們用數據講話，那他們會很震驚的。我們的崛起會對世界産生根本性的影響。 我堅信，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的經濟學研究絕對有可能對世界有影響有貢獻。也許幾年下來還看不出來，長期堅持，會有收獲”。

“其次，要為中國經濟政策的科學決策服務，但做這種研究不是就事論事，而是要站在一個全球經濟的視角，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從而做國情研究。中國經濟在日益國際化，我們的開放程度在大國裡也首屈一指，所以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智慧來研究中國的問題”。

這個低調含蓄、不同意我稱他為“經濟學家”，說自己隻是一個“經濟學者”，在國外轉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他曾經學習生活并始終熾愛的校園，愛國愛家愛清華之赤子心一如他的黑頭發黃皮膚一樣永不改變的人，幾乎是有些深情的說，真得是有些深情的說，“中國的經濟學就象我們的田徑，尤其是短跑，一直是我們的弱項，長期以來，世界都認為中國人（乃至亞洲人）不會短跑，還找出各種原因，什麼條形肌與塊形肌不同，什麼爆發力與耐力不同，什麼胯骨性狀不利于短跑，什麼祖祖輩輩的食物結構不同，等等；很多人也說，中國人不會搞經濟學，沒有西方人（包括受過良好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的靈感和直覺，隻會泛泛而談，要不就隻會搞數學搞技巧，從小教育就不行，沒有獨立的社會思辯能力，所以研究不入主流。 說得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們墨守成規，迷信成規，甘心落後，不思突破，現實就會永遠延續下去，他們的這些論斷就會成為永恒的曆史。所以劉翔（包括他的教練組）的突破是真的讓我感動，這個突破意義太大了，在内行人看來，這塊金牌比所有其它金牌加起來都意義重大，它證明隻要我們打破迷信，承認落後但不甘落後，下功夫鑽研我們的長短之處，成規是可以被打破的，中國人是可以在這些項目發揮出優勢并取得突破的。那麼我們的經濟學為什麼不可以？！中國其它的落後行業為什麼不可以？！ 這才是奧運的真谛。 ”“ 經濟學研究領域，我們的優勢，就是中國經濟曆史性的崛起，這是要打破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大事，當今世界的精英們無人否認這一點，我們要把這中間的經濟問題提升為理論和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我們要和同事們共勉，這應該是我們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采訪自始至終，李稻葵老師對他回家的理由沒有提過一句聽起來很冠冕堂皇的話，全部是一個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個體想回家的自然表達，平常的好象逢年過節我們也要回家探親一樣，但此時，我聽出了一顆埋在心底的拳拳赤子心，在這個已經不流行談論并抒發理想的年代裡，她以這樣一種更加平和隐秘的姿态讓我看到和感覺到，同樣，也在這樣一個不容易被什麼言語和事件感動的年代裡，我被平和隐秘的感動了。

談及目前在國内媒體經常會有的關于經濟學的争論，李稻葵老師直言：“我覺得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下經濟學家被市場化被炒作了，甚至這個群體被标簽化了，簡單的被分為左中右，常常讨論某某人是替誰講話的，這樣的情況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此的争論對經濟政策的制訂會起到一種幫倒忙的作用”。

“作為我本人來說，希望為經濟學的讨論帶進一種理性的聲音，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先要把目前發生的現狀搞清，以研究收入分配為例，就先要讨論我們收入分配的格局，其具體的成因是什麼，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案，應該做出什麼樣的政策選擇，每個選擇的後果可能是什麼，其它的國家和社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一個經濟學者，應該把理性獻給社會，把激情留給自己。我們在個人的生活空間情緒可以起伏不定，可以大悲大喜，可以欣賞浪漫主義的音樂，以宣洩激情，以平複悲怨，但是在公衆空間，要以一種理性的形象出現 ，要用理性的話語讨論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經濟學者的風範。中國的經濟學界需要這樣的聲音和風範，而非情緒化的炒作”。

清華要想辦成世界一流就要海納百川

走過世界上多所大學的李稻葵老師對大學的理解也很獨道，他說，所有研究型大學無非就是三件事：人才培養、知識創新、社會服務。前兩件無需解釋，所謂社會服務，它包括參政時事，發表評論，對重大案件參與分析，讨論事故原因等等。做這三件事，各個大學側重點有所不同，風格也會各異。李老師認為，清華在人才培養方面做的很成功，有自己的校訓，對校友很有凝聚力，這是世界上很多大學都缺乏的，是清華傳統的優勢，清華的社會服務也做的很好，教授參與政府決策甚至擔任職務，在世界各地都能碰見清華的老師。

而知識創新，李老師認為是需要引起關注的。他說“知識不是靠重複創新的，而是要有創造力，創造力來自何方，來自廣義上的天才”。李老師認為“一般說來，天才就是怪才，就是與衆不同，不可能要求一個人既是天才，同時在待人接物上還很得體”。“天才有幾個是正常的人？有幾個是能與社會平安相處、相安無事的？清華曆史上的國學大師們， 有幾個是正常人？ 現在看來，恐怕隻有趙元任是少有的例外。所以知識要想創新就要海納百川，要有足夠大的胸懷，容納得起一批象瘋子一樣的天才”。以此，李稻葵老師認為一個好的大學校長是很難當的，他需要在大富翁前扮演乞丐，在不失各自尊嚴的前提下，赢得同情和财力支持；在校園裡扮演幼稚園的老師，因為天才們跟幼兒園的孩子是一樣的，他們的情商不可能很高，需要校長哄着這些天才們高高興興的玩自己的玩具，玩各種新的花樣，這就是真正的高層次上的知識創新，這就是一個大學的靈魂； 同時， 在中國，校長還得善于和上級政府部門打交道，合情合理地争取大學發展更大的空間。

相關鍊接：李稻葵（David D. Li）1985年畢業于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管理信息系統專業，獲學士學位。同年參加“鄒至莊經濟學留學計劃”，出國留學，1985年至1986年為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HIID)訪問學者。1986年入該校經濟系攻讀博士，從師艾裡克.馬斯金,安德烈.史萊法,以及亞諾什.科爾耐, 主修經濟理論,公司金融, 和比較經濟學。199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經濟學)學位. 1992年至1999年任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該校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1997年至1998年，從密西根大學請假，任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從事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變遷研究。 1999年至2004年長期受聘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并任該校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稻葵曾兼任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研究項目顧問 (1989), 國際< <比較經濟學雜志>>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編委 (2000-03),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會長 (2001-02), 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特聘教授(2002-03)。 現兼任(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 美國密西根大學威廉戴維森研究所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研究員；國際《經濟學通報》(Economics Bulletin)，中國< <經濟研究>>，香港《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等學術雜志的編委； 國際比較經濟研究會執行理事；南開大學、四川大學、西南财經大學兼職教授。

李稻葵教授目前的研究興趣包括: 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研究，經濟發展模式及制度變遷的跨國比較研究，以及大國發展戰略。李稻葵教授經批準入選BETVLCTOR伟德官方网站“百人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