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繁榮，以緻于因食物太多而死的人比因食物匮乏而餓死的人多。當時，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認為，美國經濟的産出已經沒有上限，國家财力有能力承擔任何社會需求，公共服務部門的支出應該盡快增加。這一觀點很快得到美國聯邦政府的回應，1958年，美國政府的财政預算是700億美元，8年後，該項預算已達3950億美元。
但是，豐裕的美國社會仍存在着缺陷。管理學領域的學者彼得·德魯克經過深入研究，發現了兩個嚴重的問題。
一是美國企業的股權已經高度集中在機構投資者手中，美國社會因此産生了一些新矛盾。
從通用汽車公司于1952年設立第一個養老金開始，機構投資者，尤其是養老金投資者，逐漸成為美國許多大公司的控股股東。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雇員的養老金至少擁有美國企業50%的股權，控制了美國50家在國家經濟中處于支配地位的大企業。通過養老金投資，美國雇員已成為控制生産資料的“資本家”；而且養老基金已經呈現社會化。
由此衍生出的第一個矛盾是，年長的雇員與年輕雇員在養老金扣留問題上的沖突。前者希望退休後，能夠領到更多的養老金；後者則希望眼下手頭更寬裕。第二個矛盾是，養老基金社會化，削弱了美國工會的權力和影響力，工會的傳統職能受到限制。第三個矛盾是，雇員與所就職的企業綁定的養老金存在着隐患。有些養老基金投資者将雇員的養老金投資于雇傭他們的企業，雖然不乏投資收益豐厚的先例，但是，該方法風險更大，有可能成為雇主的變相集資，對雇員構成欺詐；而且，在美國，無論企業大小，其中半數以上将在40年間消失。
德魯克發現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美國社會的人口老齡化。
他發現，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人口出生率在顯著下降。與此同時，美國的退休者存活期在延長，導緻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增多。1975年，3名在職者供養1名退休者，預計10年後，該比例将為2.5：1。
由此，德魯克得出以下研究結論：從20世紀70年代看，美國經濟的真相并非“富裕”，而是需要提高生産力來贍養已過工作年齡的老者。美國人壽命的延長還将引發嚴重的醫療保健壓力。養老金和社會保險将成為美國經濟和社會的核心問題。美國勞動者的退休年齡必然會推遲。從總體上看，中産階級的問題和老年人的價值觀将成為美國的政治主題。
1976年，德魯克出版了《養老金革命》一書，系統地闡述了自己觀察到的美國社會的實況，以翔實的數據證明，美國的生産資料所有權已經高度集中在大機構手裡，并通過養老金實現了“生産資料的社會化”。
德魯克對美國養老金相關問題的研究一直在持續，本書初版後的第15年，在《哈佛商業評論》（1991年3-4月号），德魯克發表了《公司治理》一文，公布了他的後續研究成果：
到1991年，以養老基金為主的美國的機構投資者，控制了美國大中型企業近40%的普通股。起初，養老基金不希望參與企業的管理，隻想短期持有，擇機抛售。但是，随着養老基金所持份額的增多，已經不能在證券市場随意抛出，隻能在機構之間交易。于是，這些機構投資者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對所投資的企業享有話語權：董事任命、高管薪酬、以及公司章程主要條款的否決權。
德魯克還探讨了公司董事會的考評方法，對如何定義企業高管人員的“績效”進行了比較研究。
1950年前後，通用電氣公司時任首席執行官提出了關于“績效”的第一個定義：高管人員在管理企業時，有責任保證股東、顧客、員工、供應商和工廠所在城市的利益達到最佳平衡。德魯克認為，該定義缺乏一個獨立、有權的監控機構來考評高管們的績效。
随後，美國出現了關于“績效”的第二個定義：高管是為了股東的利益經營企業，并要使股東價值最大化。德魯克認為:該定義意味着高管須在一年半載内令公司股價上漲。制定這樣的資本收益短期目标，對公司和大股東都是錯誤的。
德魯克認可德國和日本對高管“績效”的定義：努力實現企業的财富生産能力最大化。他認為，這兩個國家已經用40年的時間驗證了該定義的正确性。而且它有助于确定機構投資者的作用及其與企業的關系。
在本書，德魯克僅提出了老年人的贍養問題，但并未給出解決之道。德魯克觀察到的這些實情，當時的美國社會并不認同；本書出版後，也長期被忽略。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本書才被視為論述養老金所有權如何影響美國公司治理和經濟結構的經典著作。
徐璐撰稿
《養老金革命》 機械工業出版社 2019年1月第1版
作者簡介
彼得·德魯克（1909-2005），1909年出生于維也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此後，德魯克在大學任教；曾擔任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和IBM公司的管理顧問；另有《管理的實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旁觀者》等著作。2002年，德魯克獲得美國 “總統自由勳章”。
本書目錄
第一章 沒有人注意到的革命
第二章 養老基金社會化：成功帶來的問題
第三章 養老基金社會化的社會機構和社會議題
第四章 養老基金社會化帶來的政治教訓和政治議題
第五章 美國政壇的新聯盟
後記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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