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經濟崛起評估》

普拉納什·巴丹著；陳青藍,楊震,許宇萱譯

中信出版社

2012年11月，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成功召開，此次會議産生了新一代領導集體，并為我們描畫出一幅美好的未來藍圖——在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中國的未來毫無疑問是光明的，習近平同志明确地對“中國夢”進行了闡述，她不同于人們所說的“美國夢”那麼具有個人主義色彩，她明顯是個中國集體主義色彩的夢，那就是實現我們國家的民族複興。

同為新興經濟體中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是中國的近鄰，在近代史上有過與中國類似的經曆，也同樣是一個文明古國。因此，對中印進行比較分析及研究就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本書作者普拉納什·巴丹（Pranab Bardhan）是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緻力于不發達國家農村地區的制度經濟發展政策的政治經濟因素分析。此次他使用大量數據對中印兩國進行了分析比較，為我們認清自己以及了解别人提供了幫助。

正如書名所示，中國與印度在現代化的起點上都是農業國，都是泥腿子；雖然政治體制不同，選擇的道路卻有相似，甚至兩國面臨的問題，諸如收入增長緩慢的農業部門，居高不下的居民儲蓄率和金融中介活動不足導緻的資源配置低效率，機會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大，問題重重的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日益嚴重的環境破壞，利益分化導緻的社會沖突加劇，政府治理中的問責失靈……雖有程度之不同，但都是必須面對的相同問題。

第一章 引言：環繞巨人的迷霧

在1820年，中印兩國貢獻了全世界經濟收入的将近一半；在1950年，兩國的份額為1/10，目前是1/5，預計到2025年将會占到1/3。按照國際價格計算，在1870年以及20世紀70年代，印度的人均收入略微領先于中國，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遠遠超過了印度。作者對較為流行的關于“融入全球化經濟帶來了中印兩國的高經濟增長，并降低了兩國的絕對貧困程度”的觀點進行了反駁。首先，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不是主要由出口帶來的，在1990～2005年間，中國的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不顯著；其次，中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方面的進步主要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近10年；而在取得這種進步之前的1978～1993年間，中國仍然達到了年均9%的高增長率。因此，中國在20世紀前期的增長以及貧困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部因素而不是全球化。

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出口擴張，在過去十幾年中令中國人擺脫了貧困。而在印度則并非如此，印度的出口産業依然以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為主。

中印兩國在改革之前的一個重要遺産就是國家在技術開發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由此産生了累積效應。

第二章 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不同的模式與制度

作者在對中國與印度的改革進行了大緻的脈絡梳理之後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一個方面特别突出，即中國改革的制度基礎是地方試點和地方競争，許多的改革都是先在地方進行試點，成功之後再在全國推廣。

作者在本章的最後總結道：“中國的改革更加深入，經濟增長更加強勁，也更具有包容性，從而帶來了經濟轉型，尤其是通過勞動密集型的農村工業化，而這種轉型在印度依然是缺失的”。

第三章 農業：依然是就業人口最多的産業

中國自農業改革以來，其農業全要素生産率在1978～2004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1.8%，而印度隻有0.8%。按絕對值比較，中國每公頃土地的水稻産量是印度的2倍，一些油料作物的産量也是印度的2倍，而小麥産量則是印度的1.5倍。中國的高儲蓄率使之有條件對農業進行更多投資，更高的農民識字率、更平等的土地分配、更嚴厲的人口控制，以及農村工業化的巨大成功釋放了土地面臨的壓力，所有這些使得中國的農業生産率超越了印度。

但是，在這兩個國家，如果不徹底改革信貸和市場體系、不重建水源資源和土地管理制度，那麼容納了數億農民的小規模農業将無力應對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也無法走出低生産率陷阱。

第四章 基礎設施：驚人的差異

在當前這個時點，中國的基礎設施，不論是電力、機場、港口、鐵路，還是城市供水與交通，都要遠遠領先于印度；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公裡數計算，印度的公路和鐵路基礎設施卻領先于中國。導緻這種反差出現的、背後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市民社會方面的差異是作者想要探讨的問題。

印度最重要的基礎設施瓶頸是電力和交通。作者首先分析在中印兩國，電力發電、輸電與配電系統都掌握在國家控制與壟斷的企業手中，但是中國的商業化運作遠遠走在印度的前面。中國從1997年開始推廣到全國範圍的電力改革，其重點就是電力企業的自主經營、成本回收、發電企業之間的競争、基于成本的電力輸配定價，以及嚴格執行消費者付費制度等。2007年發電企業的平均資本回報率約為12%，因此吸引大量投資的進入，偷電現象極少。所有這些都與印度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印度，配電企業面臨着巨額虧損，在民粹主義的政治壓力下，農民和居民的用電價格嚴重偏低，大規模偷電在許多邦非常猖獗，成本回收以及發電企業的貸款償還問題嚴重阻礙了私人和公共投資。

在公路、鐵路等其它基礎設施方面，印度也都存在着同樣的問題。在印度，因選舉而發生的官員頻繁換人，常常意味着基建項目能夠順利開始，卻不能順利完成，或者得不到長期維護。政治庇護主義也意味着印度的政客們，通常更喜歡将公共支出用于為他們選定的受益者經常性地提供短平快的私人物品，而不是投資于大規模的長期公共物品，盡管這些公共物品會讓更多人受益。

第五章 高儲蓄、低金融中介

中印兩國都是高儲蓄率國家，而中國有更多的金融儲備可供利用。但是中國的國有大型銀行主導了整個金融體系，以低于市場水平的利率向儲戶支付利息，不良貸款依然是一個重大負擔，資本配置仍被嚴重扭曲，尤其不利于民營企業，雖然後者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經過半。這種金融體系還不利于農村生産者，在内陸省份尤其如此。就銀行、股票和債券市場在正規金融中的結構而言，印度的金融體系相比中國更加平衡。印度的監管也比較到位，壞賬負擔較輕，但是銀行部門仍然忽視了經濟中的很大部分，特别是對小型企業的服務嚴重不足。由于存在大量政府借貸，印度經濟的資金成本一直較高。兩國的非正規部門一直是大多數普通人和小企業的主要融資來源。

第六章 資本主義的興起

在中印兩國獨立或解放之前，某些形式的微弱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數十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對工業和農業實施了社會主義改造，将私人部門降到了最低程度。印度在獨立後的最初40年間，其私人部門的規模相比中國要大很多，但是許多關鍵性和戰略性的産業都在國有部門。在兩國都實施了轉型經濟政策之後，到目前為止，私人部門已是兩國經濟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盡管國有企業已經商業化，但從經濟權力、信貸配置以及監管審批等方面來看，國家仍然起主導作用，私人企業雖穩步發展，但隻是國家的侍從。在印度，私人公司部門要比中國的更有活力，也更自主。兩國都有一些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特征，但他們各自的發展模式差别很大。

第七章 貧困和不平等：如何分享增長成果？

至少在最近的兩個世紀中，中印兩國的貧困問題一直是災難性的。中國自改革以來，絕對貧困比率快速下降，印度也在逐步減少。經濟增長對減貧的作用，在印度比在中國要弱。也許這是因為初始條件的差異，包括土地占有、教育和社會不平等所造成的印度更大的機會不平等。有限的證據表明，中國的代際流動性要顯著高于印度。

第八章 社會部門：與社會主義遺産的關系

一些有關社會部門的基本指标清楚地表明中國在這方面要比印度發達，但中國在這個領域的進步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取得的，市場化改革反而削弱了這一進步。作者集中讨論了衛生和教育問題。衛生和教育是人力資本的基本組成部分，對當期福利以及長期發展和工人的勞動生産率都至關重要。在這兩個領域，絕大多數國家都出現了極其糟糕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情況。作者分别對兩國在教育和醫療領域所實施的政策進行了曆史性梳理。印度糟糕的公立醫療，以及不受管制的私立醫院；中國公立醫院正在成為賺錢的機器，醫務人員收受紅包現象等問題。在教育領域兩國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也受到了作者的關注，新中國成立之後，積極向全民普及識字和基本技能的政策令印度無法望其項背，中國的婦女識字率以及文盲率的指标要遠遠好于印度。但是教育不平等現象在改革年代開始日益嚴重了。

在這兩個國家，如果不改革官僚體制、不改變供方的激勵機制，他們仍将按自身利益行動，與此同時，目标受益人并不清楚什麼對他們最好，哪怕他們知道，也常常無法發聲或無權施加影響，因此社會服務的公平與質量這一基本問題就無法得到根本性地解決。

第九章 環境：警報正在拉響

2008年，中國的環境總得分為65.1，在149個國家中排名105位，某種程度上好于印度的60.3分，排名120位。中國和印度在其各自所屬的收入組中，均嚴重低于平均分。

兩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城市空氣污染、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座城市中，中國和印度有18座，其中多數在中國。

随着人們日益意識到兩國促進經濟增長的熱情對環境的影響，這種熱情也開始降溫。環境運動在印度越來越活躍，連中國政府現在也允許媒體更多地披露對環境的不滿，并要求評估相關項目對環境的影響。兩國都力圖把地方官員的仕途與環境保護目标結合起來，但是此舉能否撼動他們在地方工商業發展中的既得利益，仍需拭目以待。

第十章 展望未來：透過政治經濟的棱鏡

作者主要想探讨民主與發展的相互關系以及相關治理問題中的複雜性。民主會釋放出既有礙又有利于發展的正反兩方面力量，因此在治理與經濟管理事務中，民主的參與性和程序性之間存在某種沖突；而威權主義既非發展的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在印度選民中，窮人占大多數，但這也未使政治家更多地關注持續減貧或提供教育和醫療衛生等基礎服務。在印度這樣一個備受經濟社會不平等和沖突困擾的異質化社會中，集體行動變得困難重重，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也阻礙了長期投資和改革步伐。在中國這樣一個更加同質化且更少沖突的社會中，其領導人可以更果斷、更有目的地追求經濟改革和長期戰略，但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制衡和基于規則的體制，所以即使強勢如中國的國家，其治理也存在某種缺陷，同時還面臨着對危機狀況做出過激反應乃至脫軌的危險。

如果說印度的不平等和社會異質性在抵制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來不斷攀升的不平等則成了中國改革者們憂心忡忡的根源。

中印兩國的治理方式和内容存在重大差别，中國的政策主動性和執行力都比印度強，但這并不全部歸因于威權體制。

腐敗在兩個國家都橫行無忌，但中國的腐敗與印度的腐敗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有很大不同：（1）在中國，職權界限明确、清晰而簡單，而在印度，關于某項決策有更為多元的、來自不同部門的否決權，結果，即使賄賂了，也無法保證事情能辦成；（2）由于中國官員的獎勵和提拔較之印度更直接與地方經濟表現挂鈎，因此官員不會忽略整體的業績表現，即使在中飽私囊時也是如此；（3）由于選舉成本不斷提高，印度的政客不得不募集大量資金，而在中國這部分成本是不必要的。

盡管與過去的200年相比，在剛剛過去的25年中，中國和印度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得相當好；盡管兩個國家已經以各自的方式展示出卓越的适應能力，但還是不能低估可能阻礙他們未來發展的結構脆弱性及社會和政治的不确定性。不過要預言這些障礙在何時以何種方式消失，卻是徒勞的。

作者參閱了大量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對各種問題都使用了盡可能多的數據進行說明。對各自國家存在的治理結構問題，也都分别給與指出。他就像掃描儀一樣，對中國和印度這兩個複興中的大國進行了一番掃描。使我們能夠清醒地意識到我們還存在的諸多問題，前行的道路依然是艱巨的。

圖書情報中心  張力軍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