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爾卑斯山下的一個法國小鎮，當地獨特的地理構造成就了富有特色的礦泉水。阿爾卑斯雪峰的冰川融水在往山下流的時候，先經過一個封閉的砂石過濾層，水流滲過這層砂石，要用十五年的時間。經過十五年的滲透，阿爾卑斯雪峰的冰川水就成了晶瑩的礦泉水。1789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法國大革命期間，一位法國貴族逃亡到了這裡。當時，他患有腎結石，喝了一段時間這裡的礦泉水後，他奇迹般地恢複了健康。後來，拿破侖三世将一個拉丁文單詞EVIAN賜給該鎮做地名。兩百餘年過去了，EVIAN牌礦泉水至今仍保持着“水比奶貴”的貴族形象。

我們在慶幸人間有此珍品的同時，也慶幸人類在它枯竭之前發現了它。這正如某些正值盛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比如保羅·克魯格曼，在得到世人的認可後，依然能夠讓人們繼續享有其未竭的智慧之泉。

1974年，保羅·克魯格曼畢業于耶魯大學，1977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從此，他一直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1982年至1983年，他在白宮擔任經濟顧問。從1999年起，克魯格曼開始給《紐約時報》撰寫專欄文章。他撰寫過大量的經濟學專著和論文，撰寫和編輯的經濟類書籍有20多本，經濟類論文超過200篇。2008年10月13日，瑞典科學院宣布，時年55歲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獲得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授獎評語中，瑞典科學院贊賞他創建新理論回答有關自由貿易的問題：“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有何影響？全球城市化有何驅動力？”并稱克魯格曼借此整合了先前完全互不關聯的國際貿易和經濟地理這兩個研究領域。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當月，他的另一部新作《美國怎麼了？》在中國内地出版。

在本書中，他回顧了近一個世紀的美國曆史，從鍍金年代的政治經濟，直到布什年代的經濟停滞。在書中，他寫道：

我生于1953年。與同輩人一樣，我把自己成長于斯的美國的一切都視為理所應當的。事實上，如許多同輩人一樣，我嚴詞抨擊美國社會種種甚為真切的不義現象，遊行抗議對柬埔寨的轟炸，為自由派政治候選人挨家挨戶地奔走。隻是在後來的回想中，我才明白地意識到，自己年輕時所處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國曆史上一段不同尋常的篇章。

戰後的美國首先是一個中産階級社會。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工資水平大幅上漲，這使數千萬美國人走出貧民窟或者離開鄉村，擺脫了窮困，并擁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另一方面，富人的數量變得很少，而且相對于欣欣向榮的中産階級而言，他們也不是那麼富裕了。貧困人口的數量仍多于富裕人口，但隻占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們就産生了一種強烈的經濟平等感——顯而易見，大部分美國人都過着相似的、體面的物質生活。

不僅經濟發展平穩，政治上也沒有什麼大沖突。在我青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就對外政策以及許多國内政策都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共和黨人不再打算逆轉“新政”的成果，他們中甚至還有不少人支持聯邦醫療保險。而且兩黨合作确有一定意義，盡管在越南與種族關系問題上出現了混亂，盡管出現了尼克松等人的醜聞，美國的政治進程基本上還是由兩黨共同執掌的，其成員在根本價值觀上是一緻的。

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美國并非一向如此，我們曾是一個貧富差距巨大、飽受政治派系攻讦傾軋之苦的國家。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來看，美國昔日極端的不平等與嚴峻的黨派争鬥，不過是初級工業化國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暫階段。我們當時認為，美國已最終成長為一個有着強大中産階級的、相對平等的社會，平靜的政局是這個國家的常态。

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一個由中産階層主導、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國卻開始出現變化，這一事實越發明朗起來。經濟學家開始論述迅速加劇的不平等，他們指出經濟進步隻惠及少數人，而大多數美國人卻被遠遠地抛在了後面。正如《富人國》中所言：當今的富人已形成了自有的虛拟王國……他們建立了一個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齊備，包括自有的醫療體系、交遊網絡、單獨的經濟系統……富人不僅僅在變富，他們在變成經濟上的外國人，創建其自有的國中之國、社會中之社會、經濟中之經濟。政治學家也開始讨論不斷加深的政治兩極分化。那麼，經濟不平等是政治問題造成的嗎？美國為何是唯一不向全體公民提供醫療保障的發達國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這是保守主義運動掌控美國政府的必然結果，嬰兒潮時代美國中産階級的成長則是受益于小羅斯福的新政。這兩種方向的發展都非自然演進的結果，都是由組織化的政治運動所引導的，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不斷加劇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他在書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國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保守主義運動”對美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良影響，指出保守主義運動說到底是要逆轉損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它是反民主的。他呼籲重新展開社會政策的公共辯論，主張政府應發揮好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公正的作用，同時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對待社會經濟不平等議題，以緻錯失改革良機。

本書展示了保羅·克魯格曼從經濟發展這一根本環節去思考經濟問題，注重以全球化視角研究問題，重“治本”甚于“治标”等研究風格。下列是他以往的重大研究成果，從中我們可增加對其研究風格的了解。

1979年，保羅·克魯格曼的著名的新貿易理論刊登于荷蘭《國際經濟學雜志》。文章認為，全球化趨向于制造業基地産品和地點的集中，趨向于增加都市生活壓力，在集中的過程中，把人們吸進中心。上述過程會造成地區分化，形成一個高技術都市化核心區和一個欠發達“外圍”地帶。 城市拼力跟進基礎設施建設，使城市裡的集中問題成為重大政策課題，對發展中國家尤甚。而城市化使都市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難度日益增加。對照我國城市化的進程，我們發現這些現象在我國目前正日益突出。

克魯格曼對經濟危機嗅覺敏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克魯格曼批評東南亞國家采取的固定彙率政策以及泰國的經濟政策；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爆發前，他批評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等投資者基于固定彙率的盈利方式。

2003年，克魯格曼出版了他的專欄文章合集《大破解》，抨擊布什政府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他認為，從長期看，布什政府減稅、增加公共開支産生的巨額财政赤字和發動伊拉克戰争将使美國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最後引起嚴重經濟危機。

對于本次次貸危機，克魯格曼認為：“我們正經曆一場與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同樣嚴峻的危機，這場危機與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有類似之處。這次金融危機的發展可分成以下四步。

第一，住房市場泡沫破裂使拖欠貸款和喪失贖回權的案例激增，繼而使抵押支持債券的價格暴跌。

第二，金融交易虧損使衆多金融機構所持資本相對于它們的債務而言太少。泡沫時期大家都欠下巨額債務，資本短缺變得尤其嚴重。

第三，資本短缺，緻使金融機構不能或不願提供經濟運行所需要的信貸。

第四，金融機構一直試圖以出售包括抵押支持債券在内的資産方式減少債務，但這導緻資産貶值，令财務狀況變得更糟。這種惡性循環就是一些人所說的“去杠杆化悖論”。

上面這些學術觀點，很好地展示了這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的遠見卓識。

作為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以勇于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與政策、甚至是美國國内的政治經濟政策問題提出批評意見著稱。保羅·薩缪爾森曾經評價說：“保羅·克魯格曼的聲音是孤獨的，他講述着事實，揭穿華盛頓當局既無同情心又無實效的施政。”而他這樣做是出于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做一個積極的自由主義者，就意味着做一個進步人士，而做一個進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備黨派忠誠。但終極目标并非一黨制，而是重建一個真正充滿活力的競争性民主制。”

徐璐撰稿

附：本書目錄

第一章 回首過去

第二章 長鍍金年代

第三章 大壓縮

第四章 福利國家的政治

第五章 60年代：紛擾的繁榮

第六章 保守主義運動

第七章 大分化

第八章 不平等政治

第九章 大規模的分心武器

第十章 新平等政治

第十一章 醫療的當務之急

第十二章 迎戰不平等

第十三章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