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西拉智訓》說：“有的人湮沒無聞，他們死去，無人知曉，仿佛他們從未來過這個世界一樣”。中國的悠久文化中，也有無數勸勉人們惜時發奮，不虛度此生的名言警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者理應可以彪炳史冊，因此，為了學習、借鑒、消遣等目的，常常有研究者為他們著書立說，執著地探詢他們的身世、成名的曆程、成名前後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美國的三一大學，從在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精選了其中的十八位，富有創見地邀請他們以“我的經濟人生之路”為題，發表演講。成功學者的人生曆程，尤其是其治學經驗，常常與其學術成果一樣，對他人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因此，聽者雲集，許多人不辭辛勞，長途驅車前往。

面對衆多的聽衆，對自己的過往進行剖析，即使是這些公認的、成功的智慧人士，也覺得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正如帕累托最優及不可能定理提出者肯尼思·J·阿羅（Kenneth Arrow）所言，“一個人剖析自己，并不是一件讓人心裡感到舒服的事。既想盡可能表現出自我最好的一面，又擔心會有誇大其詞之嫌，這之間的分寸實在不好把握。”但是，作為嚴謹的、卓越的經濟學家，這些演講者，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自己的學術思想的演進、個人的生活曆程、重大的人生選擇等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各具特性的叙述。

這十八位經濟學大師-----和普通大衆的一個相同之處------很少在年少時就立志要當一名經濟學家。他們基本上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深受某些學者的影響才轉向經濟學的，而且，幾乎所有的演講者都認為一個适合研究、探讨問題的工作環境是他們走上經濟學研究之路的關鍵因素。

微觀計量經濟學的奠基人詹姆斯·J·赫克曼（James·J·Heckmam）在演講中坦率地說：“在我上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選了雷伊·沃納關于經濟增長方面的閱讀課……我們閱讀了大衛·李嘉圖、斯密、阿瑟·劉易斯……這位教授還曾經把他自己所有的一本保羅·薩缪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手抄本借給我閱讀，以讓我從中獲得額外的益處。薩缪爾森的《經濟分析》對我産生了重大的影響。這本書向我論證了經濟學應該像物理學一樣嚴密，而且應該與實證相關……大學三年級的這些閱讀課引領着我，讓我下定決心将經濟學作為我終身的職業……”

在演講中，加裡·貝克爾（Gary·S·Becker）說：“就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那年，我對經濟學開始失去興趣，一心想着要去幹點别的什麼事……米爾頓·弗裡德曼對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的影響是最大的。去聽他講價格理論實在令人興奮不已，我熱切地等着這門一個星期開兩次的課早點到來……”

“管制經濟學”的創始人喬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是這樣闡述工作環境對經濟學研究成果的重要作用的：“如果要想了解當代經濟學的成果産生的條件，就必須了解當代學者學習與工作的情況。這些條件并不等同于創造力，但卻是創造力得以發揮的不可或缺條件。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一方面它關注人類社會關系中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沒處在适合探讨的知識環境，我們在經濟學的領域也是很難做出成就來的。”

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他的跨越時空的經典著作《沉思錄》中寫道“人們相互蔑視、又相互奉承，人們各自希望自己高于别人，又各自匍匐在别人面前。”然而，即使在同樣充滿明争暗鬥的學術圈，也還是留存着具備良好學術氛圍的桃源仙境，比如在一些大學中。這也是重大科研成果經常出自著名大學與科研機構的原因所在。

縱觀這些經濟學大師的重大成果産生的過程，勇于批判性地繼承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并及時總結、提交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取得卓越研究成果的重要一環。

尼采在他的《作為藝術家和作家之靈魂》第六十六篇中寫道：“天生的精神貴族是不太勤奮的；他們的成果在甯靜的秋夜出現并從樹上墜落，無需焦急的渴望與催促，便除舊布新。”其實不然。

寫作的确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即使自稱為“為學術研究而生”的薩缪爾森（Paul A.Samuelson）也坦言，自己著書立說的過程就如孕育嬰兒一般。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裡·貝克爾（Gary Stanley Becker）在他的《觀察生活的經濟方式》一文中寫道：“寫作《家庭論》是我迄今為止持續進行的最為困難的智識性努力。大約耗費了我六年多的時間。不論白天黑夜，我心裡翻來覆去全是這個問題。最終，這件工作讓我不論智識還是情緒上都倍感筋疲力盡。在自傳中，羅素曾說到，撰寫《數學原理》耗費了他如此多的腦力，以至于他認為自己将再也無法勝任任何真正重要的知性工作。《家庭論》寫成後，我大概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讓腦力重新得以恢複正常。”

現實中，不少學者懶于動筆，以至于自己思想成果流失了。有些學者則追求研究成果的完美，遲遲不提交自己的成果。還有許多學者，他們強烈地信任和服從權威，在權威的觀點面前，他們放棄了自己所有的創造意願，以至于一事無成。在以自己的創見挑戰權威方面，弗裡德曼堪稱典範。弗裡德曼在理論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堅持自己的信念，不屈從于政治權威或學術權威。自20世紀50年代起，主張政府幹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被推崇，弗裡德曼則開始明确地提出“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以至于他常常在充滿敵視的氣氛中演講。更有一些年輕的學者，他們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妄自菲薄，沒有将自己的創造性成果記錄下來。其實，在經濟學發展的曆史上，很多重大科研成果均是年少者所為。薩缪爾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成果《經濟分析基礎》是在30歲時出版的；科斯形成他的著作《企業的性質》的重要論點時，才21歲，而這本著作是1991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闡述他的獲獎理由時，曾經特别提到的兩部著作之一。

令人遺憾的是，發表演講者中，有幾位已經離世；幸運的是，他們的演講《我的經濟人生之路》已結集出版。《西方經濟學史》一書的作者、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教授和經濟史學家羅傑·巴克豪斯，這樣評價該書：“假如你想了解偉大的經濟學家的成功秘訣，閱讀本書定當讓你受益匪淺。”當然，本書最适宜的讀者，應當是那些立志畢生以經濟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者。然而，在人生旅途中，這些經濟學家都及時選擇了明确的、可以給自己帶來快樂和意義的目标，然後努力地、執著地去追求，并在自己覺得有意義的生活方式裡，享受它的點點滴滴。正如布坎南在演講中所說：“我從來不必在工作和娛樂之間進行選擇，因為對我而言，它們并無區别。”每個讀者應當都可以從他們的演講中獲得一些經濟學以外的、如何讓自己擁有一個豐富、快樂人生的寶貴啟迪。

徐璐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