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悖論式領導走向責任型領導

——面向現代化産業體系的領導者

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确保國家經濟安全的必由之路，需要産業鍊上各個企業的領導者由悖論式領導向責任型領導演進，肩負起更多的責任，關注多元複雜互動中的多元悖論，平衡與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和利益訴求。

文 / 徐立國、富萍萍、周雲傑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2023年5月5日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财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要求“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産業體系”，強調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适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強産業體系完備和配套能力強的優勢，高效集聚全球創新要素，推進産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産業體系。

現代化産業體系建設不僅需要政策的引導與支撐，更需要發揮産業鍊上各個企業的核心主體力量，而企業領導者是企業發揮力量的關鍵。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所蘊含的對産業的責任以及産業間、産業内的多元複雜互動，對企業領導者提出了要求。企業領導者應立足企業自身的發展，并融合産業的高質量發展，擔當起更多的責任。

對領導的研究，已經由局限于“領導-下屬”二元互動的如交易型領導、魅力型領導、變革型領導、願景型領導、服務型領導、家長式領導、倫理型領導及誠信型領導等傳統領導類型，轉向應對企業發展過程中多重悖論的悖論式領導。悖論式領導的核心是應對悖論，遵循“both/and”邏輯，消解悖論張力。謝德（Schad）等在系統梳理了管理中的悖論研究的基礎上，将悖論界定為“存在于相互依賴要素之間的持續性矛盾”。這一定義體現了組織悖論“嵌入于要素”的特征及其“作為一種特殊性關系”的本質。相互依賴要素既可以是兩個要素，也可以是多個要素，因此，學界逐漸意識到“悖論”不隻是二元要素的持續性矛盾，更加突出悖論的多元要素關系，即多元悖論。

這種多元要素關系悖論直接觸及現代化産業體系中多元主體的複雜互動。然而，如果一個領導者視域中的責任對象不是所有利益相關者，就會隻關注部分責任對象的利益訴求，其感知與識别到的悖論張力往往是二元的，不是多元的。此種情況下，領導者對多元複雜互動張力是無感的。因此，對多元複雜互動中悖論的應對與平衡需要關注領導者的責任對象範圍與責任強度，這需要相應倫理準則和領導者自我心智交互的道德性準則的保障。悖論式領導對此不作強調，應對多元複雜互動時會增加發生方向性錯誤的風險。

責任型領導強調領導者對法律法規、倫理準則以及自我心智交互的道德性準則的遵循，面向具有自由意識的責任對象，與其有效互動，滿足責任對象的利益訴求。根據責任對象範圍與責任強度的不同，責任型領導可以劃分為多種類型，其中整合型的責任型領導凸顯了領導者面向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訴求，平衡多元複雜互動關系的使命。整合型的責任型領導面向所有利益相關者，能夠感知、識别、應對與平衡多元複雜互動中的多元悖論。

也就是說，隻談多元複雜互動不談領導者的責任，或隻談領導者的責任不談多元複雜互動都是不可取的。對于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中的多元複雜互動和責任訴求，隻談悖論式領導不談責任型領導更是不可取。面對多元複雜互動重疊的現代化産業體系，由悖論式領導向責任型領導演進是理論與實踐的共同訴求。在理論上，亟需從悖論式領導的二元悖論擴展到對多元悖論的關注，而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多元複雜互動為多元悖論提供了湧現的空間。在實踐中，悖論式領導需要面向所有的利益相關者，承擔起對他們的責任，由應對二元悖論張力轉向應對多元複雜互動中的多元悖論張力，實現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與訴求，最終演進為責任型領導。

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對企業領導者的要求

現代化産業體系強調産業的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産業體系的先進性、完整性和安全性，這對企業領導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企業領導者需要關注産業發展，發揮企業力量，推進産業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

首先，智能化與先進性要求企業領導者重視企業的轉型與升級。産業智能化的實現需要産業鍊上各企業的科技創新與數字化支撐。企業需要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趨勢，基于核心業務，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激發數據要素創新驅動潛能，優化提升傳統動能，培育數字化能力，聯動産業智能化發展。産業體系先進性是一種産業結構優化的整體性體現，産業鍊上的企業需要在保持現有優勢的基礎上，深入發掘新的市場機會，實現新的增長，向産業鍊高端疊代式邁進，聯動産業鍊及産業體系不斷優化。

其次，融合化與完整性要求企業領導者重視企業的生态系統。産業融合化強調産業内企業及産業間的互補與整合，形成企業發展的組織生态空間。産業體系的完整性強調産業的完備與協同，微觀企業處于多重生态系統中。組織生态系統中的利益相關者有各自的價值主張和利益訴求，這使得生态系統中的任何一個領導者客觀上都面臨着多元複雜互動帶來的各種張力。這需要領導者在組織生态系統中發揮主觀能動性，基于責任對象的範圍，識别張力，擁抱悖論，實現共生，推進組織生态系統的價值共創。

最後，綠色化與安全性要求領導者重視企業與社會的融合發展。産業綠色化是踐行“雙碳”目标的過程。企業從戰略設計開始，就需要融合“雙碳”，運用先進技術，優化生産，節能降碳，實現生産過程的綠色化和産品結果的綠色化。産業鍊安全是産業鍊韌性的充分體現，強調産業鍊在受到外部擾動時具有較強的抵抗力、恢複力和更新力。無論是産業的智能化還是産業體系的先進性和完整性，都支撐着産業體系的安全性。産業體系的安全決定了我國的經濟安全，産業鍊上所有企業家都要肩負起保障産業鍊安全的責任。

總的來說，現代化産業體系所強調的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完整性、先進性和安全性對企業領導者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要應對組織生态系統中多元複雜互動，二是對所有合法利益相關者的責任。

應對多元複雜互動。在現代化産業體系中，對處于多重生态系統中的企業領導者而言，多元複雜互動是一種客觀存在。企業領導者不得不面向多元複雜互動背後的多元主體，即所有的利益相關者，識别其價值主張，平衡與滿足他們的利益訴求，尤其是要應對與消解其中的多元悖論張力。然而，從企業領導者主觀層面而言，對多元複雜互動的感知與領導者的責任對象範圍有關。如果領導者責任對象範圍是部分利益相關者，就不會感知與識别到多元複雜互動中的多元悖論張力，在其視域中往往隻有二元悖論或簡單的沖突。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隻需要運用相應策略滿足其責任對象的價值訴求就被認為應對了張力。對某些領導者而言，甚至不會有悖論存在，因為其隻對一方負責，隻需要滿足這一方的價值訴求即可，不需要負責任的另一方的價值訴求可以不予滿足。

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責任。現代化産業體系要求企業領導者兼顧、平衡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滿足其多樣化甚至相互沖突的價值主張，保障産業體系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從而實現産業體系的完整性、先進性和安全性。

以上兩點要求打開了企業領導者的視域與格局，超越了僅局限于領導者與下屬互動的傳統領導研究，擴展到領導者責任視域下與包含下屬在内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互動。

悖論式領導的局限

現代化産業體系為企業領導者提供了多元複雜互動的場景。多元互動意味着多個要素之間的聯動，不可分解為線性下的二元互動。阿德納（Adner）2017年指出多元複雜互動的根本特點在于多元要素和多元關系的不可分割性。桑德伯格（Sandberg）和索卡斯（Tsoukas）2011年提出多元要素之間的複雜性纏繞（Entwinement）使得多元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極其複雜。若幹産業主體的必要融合拓展了組織多邊關系的發展，多元成員在組織生态系統中複雜互動，不可分割。如阿德納所言，“孤立C僅分析A和B之間的互動關系，會導緻錯誤的結論。”

現代化産業體系所蘊含的組織生态系統内，參與主體都意圖實現各自的價值主張，有各自的互動目标和期望的互動形式，生态系統融合了組織個體的主動建構和适應選擇。組織生态系統場景決定了互動的複雜性。無論是實施“人單合一”“卡奧斯工業互聯網”“鍊群”等生态打造的海爾，進行數字連接共生的騰訊，關注裂變創業及生态系統重塑的蒙牛, 生态位重疊演化的北汽，還是強調行業創新的英特爾、微軟和思科，或是聚焦生态位重疊程度的福特、豐田、通用和克萊斯勒，無不面臨着生态系統多元複雜互動中各種複雜張力的挑戰。面向現代化産業體系的多元複雜互動，悖論式領導暴露出了兩個突出的局限。

第一，悖論式領導有可能無法感知到多元複雜互動中多元悖論的存在。

對于領導者而言，多元複雜互動的核心是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沖突下産生的相生相克的持續性的矛盾——多元悖論。企業領導者如何遵循“既A又B又C”的邏輯，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實現價值共創，是應對與消解多元悖論的關鍵。

悖論式領導研究起源于對悖論的探索，主要針對企業面臨的戰略與執行層面的客觀性矛盾關系，如企業戰略層面的穩定與變革、當前優勢保持與未來機會發掘、長期與短期、規模與活力、全球化與本土化、開發與利用等悖論，執行層面的集權與授權、個性化與标準化等悖論。

悖論是社會建構的還是客觀實在的？對于這一問題，已有研究常持模棱兩可的本體論姿态。沙瑪（Sharma）和班薩爾（Bansal）2017年提出，與悖論是一種客觀實在相比，認為悖論是一種社會建構往往能令行為主體直面悖論，更好地管理悖論。

将悖論看作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則組織生态系統中的多元悖論更多體現為多元主體差異化價值主張之間的沖突。某一領導者需要關注到其他主體的價值主張并負責，這種多元主體差異化價值主張才能夠被認為是一種多元悖論，從而采用相應策略進行應對與消解。反之，則領導者不會感知到悖論的存在，隻需要在合法合規的情況下保證自身的價值主張和利益訴求即可，上升不到悖論的應對層面。

因此，在現代化産業體系交織的組織生态系統中，領導者的責任對象決定了其對悖論的感知。如果責任對象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領導者要為所有利益相關者負責，就會感知到多元悖論的存在；如果責任對象是一個或少數幾個利益相關者，領導者往往不會感知到沖突的存在，多元悖論對其而言也就不存在了。

第二，悖論式領導在面對多元複雜互動時往往會忽視對倫理和道德性準則的遵循。

現代化産業體系中的多元複雜互動需要悖論式領導者遵循倫理準則和道德性約束。與法律不同，倫理準則更強調思想性和道德性的約束。例如，領導者需要在遵循法律的基礎上，承擔起影響或是建立産業發展标準的責任。隻有領導者重視倫理和道德性準則的約束作用，我國的現代化産業體系所強調的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才能得以實現。

悖論式領導強調對組織悖論的識别與應對，并不關注悖論背後的倫理問題，這往往會導緻企業與組織生态系統中其他主體價值相悖。例如，普勒斯（Pless）等2022年提到，一個跨國企業在印度的奧裡薩邦做一個鋁業開發項目，雖然項目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同意與支持，并且所有程序都符合法律，但是當地居民認為這一項目開發會對其生存的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強烈反對。沒有倫理和道德性準則的約束，領導者會強制性開展這一項目，不關注當地居民的感受。所以，悖論式領導面向多元複雜互動時，需要倫理和道德性準則的約束。

責任型領導

責任型領導由普勒斯（Pless）和馬克（Maak）于2005年正式提出，以應對全球化、複雜、不确定及緊密互聯的商業環境。責任型領導被界定為發生于社會互動中的社會關系和倫理現象（Social-relational and Ethical Phenomenon），目标是建立和培養可持續的信任關系，協調責任行為，以達成共享的企業願景。

責任型領導研究的各種思潮中，有三個對其進行界定的前提。一是行為必須合法合規。領導者要按照契約規範自己的行為，無論在戰略層面還是執行層面，都必須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這是一名領導者成為責任型領導的基本前提。二是對責任對象負責。對責任型領導者而言，責任對象是其互動的關鍵，要對責任對象負責。三是責任對象的選擇是自由的。對領導者而言，負責任的對象範圍是可以自由選擇的。根據社會化過程形成的價值觀，領導者可以選擇部分責任對象，也可以選擇所有的利益相關者。

基于以上三個前提，根據領導者責任對象的範圍和負責任的強度，責任型領導可以分為四類。一是以代理理論為基礎的經濟型，該類型領導者的責任對象僅為股東，其目的就是在符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二是戰略視域下的工具型，該類型領導者的責任對象還是股東，隻不過是責任對象範圍有了适當拓寬，涵蓋了部分利益相關者，但拓展的動機是以此為工具，目的仍是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三是基于領導者自我信仰的理想型，該類型領導者的責任對象是特定的群體，以對特定群體的責任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四是面向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整合型，該類型領導者的責任對象是所有利益相關者，整合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滿足每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

整合型的責任型領導者是對多方利益相關者負責任的兼顧與整合，蘊含了對組織生态系統中所有合法利益相關者訴求的平衡，對多元複雜互動的應對。普勒斯等2022年強調整合型的責任型領導者需要運用道德想象來應對多複雜互動中的張力。就張力應對而言，責任型領導需要借鑒悖論式領導應對悖論的策略，把悖論式領導的整合、分化、超越、建構等策略運用于多元複雜互動。在互動對象的範疇方面，學界更加呼籲面向所有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型領導，整合多方面的沖突，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訴求。因此，整合型的責任型領導成為了學界和實踐界關注的焦點。

由悖論式領導向責任型領導演進

面向現代化産業體系中的多元複雜互動，悖論式領導存在對多元悖論無感、倫理準則和道德性約束缺失等局限，責任型領導突破了悖論式領導的局限。面對多元複雜互動中的多元悖論，責任型領導關注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平衡與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在保持既有優勢的基礎上，悖論式領導向責任型領導演進是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的關鍵。

首先，悖論式領導是責任型領導發展的基礎，悖論式領導對悖論有着較強的感知和應對能力，責任型領導可研究借鑒和采用。

悖論式領導對悖論的應對策略有分化、整合、超越、建構等。勞倫斯（Lawrence） 和洛爾施（Lorsch）于 1967年最早界定了分化與整合。分化是指分離悖論雙方的要素并尊重每個要素的獨特方面，整合強調悖論雙方的協同作用和聯系，整合與超越策略通常纏繞在一起，運用于悖論的應對。羅滕伯格（Rothenberg） 1979年在研究科學和藝術天賦的創造過程時，認為在明顯違反邏輯或物理可能性的情況下，創造者有意識地同時操作對立元素，并将這些元素發展為整合的實體與創作，這一過程就是超越。路易斯（Lewis） 2000年提出，應對悖論的超越是基于整合之上的“悖論性思考的能力”。陳明哲比較了東西方思維，指出超越“是悖論性整合，即兩對立面（如‘自我’和‘其他’）可以在本質上相互依賴并共同形成整體（整體性整合）”。後來，陳明哲2008年又基于競争與合作的悖論，對悖論式整合（超越）進行了進一步诠釋。他認為超越是在悖論兩極互動的基礎上，進行悖論式整合，從而形成内涵更為豐富的第三要素。例如，“内”與“外”可整合為“随處”，“矛”和“盾”可整合為“矛盾”等。除了整合、分化和超越策略之外，有學者也提出了建構策略，即建構新的悖論來應對已有悖論。總之，悖論式領導的這些策略均可以作為責任型領導者應對多元複雜互動中的多元悖論的基礎，來滿足責任對象的利益。

其次，整合型的責任型領導的多元悖論感知是悖論式領導的演進取向。前已論述，責任對象模糊往往會導緻悖論式領導對責任對象感知的狹隘，在面向現代化産業體系中的多元複雜互動時，其悖論心智會因此失去力量，對多元悖論無感。整合型的責任型領導的責任對象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會關注現代化産業體系中多重組織生态系統中的多元複雜互動中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和利益訴求，能夠敏感地識别其中的多元悖論，并對其進行平衡，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實現組織生态系統中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因此，悖論式領導向整合型的責任型領導的演進是實現現代化産業體系中組織生态系統價值共創和主動增效的關鍵所在。

最後，責任型領導的倫理準則和道德性遵循是悖論式領導的演進取向。悖論式領導對多元複雜互動的倫理準則和領導者自我心智交互的道德性遵循并不關注，往往會忽略産業全局發展。責任型領導彌補了悖論式領導在這一方面的缺失，能促使企業領導者有效承擔起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的重任，實現産業的科技創新與轉型下的智能化、“雙碳”目标踐行的綠色化、生态共生的融合化，以及産業體系延鍊、補鍊、強鍊下的完整性、先進性和安全性。

總之，責任型領導肩負了面向多元複雜互動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沖突的應對與平衡，對所有利益相關者負責的使命，并遵循互動中的倫理準則和自我心智交互的道德性準則。然而，僅靠倫理準則和道德準則的約束，并不能有效應對多元複雜互動中的各種張力，需要借鑒悖論式領導的應對策略來平衡多元複雜互動的張力。

結語

當前國際形勢嚴峻，大國博弈、逆全球化日益加劇，全球産業鍊斷裂，供應鍊受阻。我國面臨諸多領域的“卡脖子”技術，需要科技自立自強，應對這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确保國家經濟安全的必由之路，需要産業鍊上各個企業的領導者由悖論式領導向責任型領導演進，甚至演進為視域和内涵更大的生态型領導（這是領導類型研究的未來），肩負起更多的責任，面向現代化産業體系中交織的組織生态系統，關注多元複雜互動中的多元悖論，平衡與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主張和利益訴求，為産業發展，為國家強大貢獻自己的力量。

徐立國：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富萍萍：甯波諾丁漢大學商學院教授

周雲傑：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CEO

責任編輯：朱晶

來源：《清華管理評論》2023年12月刊